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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明朝的灭亡3（第2页）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

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

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

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

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

图源：影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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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

，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

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

，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

“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出关时，他顿足叹息：“奈何乎！

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以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甚至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则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对此，后来晚明遗老们在《明史》中评价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很多人都看出了孙传庭之死的象征意义，但身处其中的崇祯，却仍然在痛恨尽忠殉职的孙传庭没能为他和大明帝国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