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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问机制意义上的为什么。

它追问机制，一直追问到终极机制。

我们最多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实证主义不问“终极意义”

上的为什么：在实证主义那里，终极是没有意义的。

实证主义坚持其探究对象的实在性，只不过，现在它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了实在的观念。

操作理论不在乎它是否真实地涉及对象，只问其定律是否有效。

不真而有效，所以其有效只能限定在明确划出的现象范围之内。

而实证理论并不是这样的。

实证主义也注重有效性，但它同时认为它自己是因真实而有效的，因此，其有效范围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现象范围，实际上，超出它所从出的资料去预测某些新颖的现象，是实证理论的一个主要成功标志。

操作主义不声称真实，因此，它并不构成对自然哲学的威胁。

操作主义可以在自然哲学旁边生长，实证主义则不同，正因为实证主义所追求的也是实在，它和自然哲学不相容，它必定要求自己取自然哲学而代之。

固然，有一些实证主义者――他们多半是哲学家，但也包括发表哲学议论的科学家――明确主张操作主义的科学观。

但我们很难设想哪个科学家在实际工作中会长时期满足于操作论的世界图景。

迪昂强调中世纪天文学的操作主义倾向，强调天文学和宇宙论的区别，林德伯格不能同意，认为迪昂“严重夸大了古代天文学思想中的工具论倾向”

。

对大多数天文学家来说，两球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对现象的方便的概括，而且它代表了实在，对现象提供了深层解释，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这些现象是其所是。

正如柯瓦雷指出的，在科学工作中，操作态度只是暂时的，“科学思想总是试图透过定律到达其背后去找出现象的产生机制”

。

开普勒并不像阮元所理解的那样停留在操作性上，他关心的是提供实在世界的图景，他不仅在观念上由于其柏拉图主义而坚持其学说的真理性，并且在实证的意义上获致成功。

实际上，他是捍卫哥白尼学说的真实性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在这个意义上，托勒密到中世纪到开普勒都更多是实证主义的，而不是操作主义的，只不过古代的实证工作位于自然哲学之侧，不成主流，因此显得像是纯操作的。

无论如何，近代科学总体上不是操作理论。

很少有哪位科学家持纯粹的操作主义立场，在实际工作中不关心他是否涉及世界的真实。

我马上要谈到，广泛地采用假说和模型，丝毫不意味着近代科学不再关心实在性。

其实，尽管迪昂倾向于从操作主义来理解物理学，他还是承认，在大量探索后，在各种现象都落入了理论秩序以后，“我们无法不相信，这种秩序和这种组织不是实在的秩序和组织映射出来的图象”

。

物理学家既无能为这种实在论的信念提供理据，但也无力摆脱实在论信念。

他引用帕斯卡的话来总结自己的看法：“我们无能为此提供证明，任何教条主义都无法克服这种无能；另一方面，我们拥有一种真理观念，任何皮浪怀疑论也同样无法克服它。”

预测与假说（1）

预测与假说

人们常常会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理论的意义，一是解释已知的事件，二是预测未来的事件。

与此相应，我们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是否有效，就要看它是否符合我们既有的经验，或和它是否能做出准确预测。

这个标准对科学理论似乎是合适的。

科学理论既能提供解释又能提供预测。

1871年，门捷列夫提出元素周期表，这个周期表为已知的62种元素提供了说明，同时预言了三种新元素，镓、钪、锗，15年内，人们相继发现了这三种元素。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对物体运动提出与牛顿体系至少同样有效的解释，同时又预言了牛顿体系做不出的预言，例如，光线在通过大质量物体的时候会发生弯屈，1919年，爱丁顿在日全蚀时通过观察证实了这一预言。

彭齐亚斯和威尔逊〔Arno　Penzias　and　Robert　Wilson〕1965年发现宇宙背景辐射，后来更敏感的仪器测量到宇宙微波辐射的温度为2。

7K，正符合大爆炸理论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