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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序言（第2页）

&nbp;明代胡应麟称《山海经》为专讲神怪的书“山海经，古之怪语之祖。”

&nbp;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把《山海经》列入子部小说类。

《提要》认为，“究其本旨，&nbp;实非黄老之言，&nbp;然道里山川，&nbp;率难考据，&nbp;案以耳目，&nbp;所及百不一真，&nbp;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nbp;亦为未允，&nbp;核实定名，&nbp;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茅盾在《中国神话ab》一书中指出“《山海经》是一部包含神话最多的书”

。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也”

。

二、《山海经》研究

《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

对于《山海经》的研究，自西汉刘向开始，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

相传到了西汉宣帝时，某地的一个石室塌陷，有人发现里面的石壁上刻画着“反缚盗械人”

的图像，但无人知晓何意。

大学者刘向指出这是“贰负之臣”

。

汉宣帝问他怎么知道的，刘向回答是在《山海经》上看到的。

汉宣帝大惊，于是朝廷上下人人争着阅读《山海经》。

现在流行的《山海经》是在汉哀帝元年（公元前6年）由刘向、刘歆父子带领一批校书大臣校订而成。

至东晋初年，郭璞用文字、训诂的方法，从玄学、神仙学方面对其加以注解并完成《山海经》18卷定本，使《山海经》这一旷古奇书得以完整。

南朝后梁张僧繇绘制了《山海经》图，北朝后魏郦道元在注《水经》时对《山海经》一书征引阐发。

此外，这一时期的地记、志怪书籍大量征引并使用《山海经》的材料。

唐宋时，《山海经》被视为地理书，北宋《崇文书目》将《山海经》列入史部地理类。

这一时期，《山海经》作者“禹益说”

受到了质疑。

《通典》云“《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疑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

继《通典》之后，尤褒更明确地把《山海经》“定为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

。

南宋时，《山海经》地理书性质的认定开始出现动摇。

明代杨慎《山海经补注》1卷、王崇庆《山海经释义》18卷，多从文学欣赏方面阐发《山海经》的价值。

清朝的吴任臣是继郭璞之后对《山海经》做全面整理的第一人。

他的《山海经广注》对历代流传的原文进行了全面校正。

清代乾隆时代的毕沅主要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考订经文。

郝懿行（1757—1825）综合吴任臣、毕沅两家之长，对《山海经》文字、篇目进行考证，清除了经文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字障碍，他所著《山海经笺疏》成为今天流传最广的高质量《山海经》注本。

这期间编辑的《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收入子部小说家类。

在地理考释方面，吴承志所著《山海经地理今释》认为，《山海经》范围超出当时国界，涉及朝鲜、日本、俄罗斯、阿富汗等邻国。

清代之后，顾颉刚、谭其骧是对《山海经》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

20世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的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

，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

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1986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话、科技、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