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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第5页）

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

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

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

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

有天下了雨，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只能走路到正门。

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透湿。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梢上都是冰凌子。

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

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

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

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

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这次广场空空荡荡，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

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

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

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

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

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

哼。

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

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

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

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

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