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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龙应台

邀请马英九市长来港大演讲，我是「当事人」，「当事人」不能兼评论者，因此我自己取消了自己「凶悍」评论的权利，这篇文章仅只是一个「当事人」的感触。

我在港大设计了一个论坛，取名「思索香港」，英文是「rethkghongkong」;为什么香港需要「思索」，需要「重新思索」?

因为在经过了一百五十年的英国殖民之后，香港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文化定位。

因为在一九九七年回归之后，香港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感情认同。

因为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趋势里，香港需要寻找自己地位的独特之处，加以发挥。

因为在全球化的冲击中，城市的主体性被突出而国家的界线变得模糊，香港需要思索如何运用自己的城市优势。

在这样的思维下，「思索香港」论坛的第一讲是龙应台的演讲：「香港，你往哪里去?」以「旁观者清」的角度坦诚地、全面地，当然也是偏颇地，提出我对香港文化与政府的批评。

第二场则邀请了广州、台北和香港两岸三地的作家和副刊主编面对面讨论「华文报纸的文化承担」，就三个华人城市不同的历史发展和经济、文化条件，交错视野，放眼看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前景。

马英九的演讲，是「思索香港」的第三场。

「从台北看华人城市的兴起」是他自己订的题目，意图从台北的文化发展轨迹来眺望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吉隆坡等等城市的交流和结盟可能。

他准备谈在都市发展的同时如何求得古迹的保存，准备谈市政建设如何不忽略人文的关怀，准备谈文化在政治和官僚行政里应该占有什么地位。

港大同仁甚至将香港西九龙的剪报数据传真给他，以便他更深刻地了解香港本身正在关注的问题，他的演讲或许可以为香港带来最实际、最切身的参考价值。

平常发出的邀请信函，忙碌的香港人会迟迟回复;马英九的演讲邀请函一发出，回函抢着进来。

人们生怕一迟就得不到位子。

口耳相传，没收到邀请函的人纷纷来电话索位。

空气里有一种期待。

所有，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回港府的决定。

作为「思索香港」论坛的主其事者，我是不是也要像别的当事人一样，说一句外交辞令「深表遗憾」呢?

不只遗憾。

我觉得心痛。

马英九来不来香港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从这件事情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得出香港政府的承担和格局在哪里，可以看得出北京处理两岸政策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在哪里。

如果「拒发签证」的决定是北京做的，它就很粗糙地暴露了港人治港是一个虚假的幌子，暴露了「一国两制」其实只有「一国」没有「两制」。

如果媒体的揣测是正确的──马英九因为批评了「反分裂法」或者因为对陈水扁的「正名」运动不加挞伐而遭排拒，那就显出北京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和人心所思完全地盲目无知，鸿沟之深，令人骇异。

台湾人对中国的情绪里，因为每个族群历史处境的不同而混杂着从浅到深的多色调的情感，从强烈的爱恋认同到强烈的排斥敌视;再加上，民主的开放体制使得「尊重不同政见」已经被大多数台湾人接受为最高的道德价值，因此台湾人的「统」和「独」的立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不是任何一个斩钉截铁的简单陈述可以概括的。

坚决「独」的人很可能深爱中国文化;主张「统」的人很可能强烈反共;支持陈水扁的人很可能非常具有国际观;投票给国民党的人很可能极为乡土。

爱马英九的人很可能痛恨国民党，痛恨陈水扁的人很可能支持民进党。

「蓝」和「绿」里头掺了「黑」与「白」的认知以及对「红」的浓度。

北京是否了解这个复杂的光谱，又是否严肃地估算过，拒发马英九签证，给台湾人送去什么样的讯息?它使台湾人更认识到北京的文明程度吗?

人心，是蚕丝和铁丝的交织揉合，政治的艺术就是一种细微的、体贴的、深刻的、抽丝剥茧的能力。

北京的决策者不认识到这个基本原则，简单的眼中只看到铁丝，看不见蚕丝，但是把蚕丝当铁丝硬扭，在别人眼中简单就变成野蛮。

两岸的前景，令人忧虑，令人悲伤。

如果拒发签证的决定是香港做的──很少人相信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它就暴露了香港决策者的短视和完全的缺乏担当。

香港是什么?它是整个中国地区里最具国际经验、最了解人权和法治、最自由也最崇尚自由的城市。

香港政府中有多少人在伦敦读过学位?多少人是法律系毕业的?这些菁英，难道会不了解，香港如果不努力维持自己的国际观，自己的法治基础，自己的人权价值，自己的言论自由和决策自由，也就是说，一个相对自主的「香港空间」，很快地，香港就成为华南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所有历史为它累积的优势，都要失去，被上海、被深圳、被珠海取代?

这些菁英，难道会不了解，香港的优势之一，正是它实体的地理位置，介于两岸之间;也在于它的抽象历史位置，它比北京更熟悉现代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运作，又比台北更熟悉中国的体制和习性，因此它可以在僵持的、敌对的、互不了解的北京和台北之间，发挥一个时代所赋予它的历史的任务?

对两岸关系做出和平的贡献，香港有一个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地位可以发挥，这些政府菁英难道都看不见?促进两岸的深度理解，香港应该做的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惰官僚思维，更不是对北京决策者的立正站好唯唯诺诺，而是以香港的国际知识、以香港的公民社会素养，以香港的政治成熟水准，去对北京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协助北京做出比较圆熟的决策，为两岸窒息的沟通争取创造出一个宽阔的平台。

香港人民不这么做，对不起华人世界。

香港政府不这么做，对不起香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