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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在鸦片贸易上，吉庆是第一个感到鸦片卷走白银，危害国计民生，主张严禁的人物，确乎有卓越的识见。

不过，由于当时朝廷对鸦片走私需现金交易，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不甚了然，他的识见未能引起重视。

所以当我们历史地评价嘉庆朝的禁烟时，只能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实践才能形成的结论。

嘉庆一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推动的禁烟阶段，认识的不周详，是无可指责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鸦片走私未能在嘉庆朝根除，它像长在肌体上的毒瘤那样，势必要恶性膨胀。

到道光朝时，再要除去，非得有坚定的意志和动大手术不可了。

道光皇帝自接位起是继承了先帝禁烟政策，并身体力行地加以贯彻的。

二十年内，他曾不断地调整禁烟对策，力图达到禁绝鸦片的初衷。

从道光朝禁烟政策的演变、内容和方法上考察，似乎经历着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运动。

即肯定嘉庆朝断其来路的方针，禁止鸦片进口‐‐否定断其来路，转向遏流，采取严惩分销的政策‐‐否定遏流方针，转向正本清源，采取严惩吸食以正其本，同时断其来路以清其源[16]

断其来路，亦即塞源或清源，是嘉庆朝禁烟的基本方针。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反而出现了重流轻源的倾向，较多地把精力放在查禁兴贩上，对外洋鸦片流入的查禁，由于地方官、行商、缉私官兵受贿贪腐，以及外国鸦片贩子的欲壑难填而未能奏效。

先是，两广总督阮元在道光初年《申明严禁鸦片事例》一折中，重新提出了源流关系。

他认为&ldo;不塞其源，其流终不能止息&rdo;。

认为向来查禁鸦片无大效果，&ldo;推其原故，由一切防杜之法，多行于鸦片已入内地以后，不能行于鸦片未入内地以前&rdo;；造成烟毒泛滥的重要原因，是行商&ldo;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rdo;。

因此，他力主必须对行商严加管教，不准其徇情隐瞒，责令其遵旨杜绝，&ldo;如此官商同心合力办理，纵不能一时全行断绝，而远夷闻风忌惮，再历数年，竟可冀此风渐息。

&rdo;[17]阮元对源流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既然看到了行商在鸦片走私商的可恶和卑劣，又要俾之以纠察之任，不啻与虎谋皮。

这种矛盾主张，反映了要执行塞源方针和能否真正塞源之间的矛盾现实。

既然政府无法具备切实塞源的条件，那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提出让行商监督洋商一法了。

阮元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行商表面上负起了&ldo;认保轮查&rdo;的责任。

结果，自然不能塞源，只是使鸦片走私贸易从黄埔移到了伶仃洋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