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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3页）

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

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

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

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

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

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

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

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

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

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

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

有人说：&ldo;名师出高徒。

&rdo;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ldo;名&rdo;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ldo;高&rdo;了。

忝列门墙，言之汗颜。

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10年，正值&ldo;二战&rdo;，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10年。

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

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

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

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

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

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

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

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

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