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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第25页）

天圣以后，北京亦然。

官卖曲亦有一定的界限，不得阑出界外。

南渡以后，赵开又立一种“隔槽”

之法，官设了场，并预备了酿酒的器具。

人民要酿酒的，都叫他自备了米，到官场上来酿；而官收其税（每米一斛，收钱三千），当时收数大增。

但是到后来，就有酿不足额，而强迫酿酒之家，叫他缴“一定的额的钱”

的弊病（譬如向来酿米一斛的，现在就只酿半斛，也要缴足三千钱的税）。

矾的官卖，也是起于五代时候，而宋朝因之。

管理卖矾的机关，亦谓之务。

有“镬户”

，制造入官（亦有时“募民粥”

，又有时候用做入中的预备）。

“香”

则南渡后才官卖。

其制，《宋史》不详。

又由市舶运来的东西，属于“香药”

、“宝货”

两种的，必须要卖给官，由官再出卖。

天圣以后，常用他偿给入边刍粟的人。

南渡以后，又时时用他称提钞价（参看第七节）。

“入中”

是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到一定的地方，去取一定的官卖品。

“入刍粟”

，则商人纳刍粟于边郡，边郡给之以券，或到京师和其他积钱的地方去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

宋初，大抵以解盐为陕西之备，东北的海盐，为河东之备，东南的海盐，为河北之备。

雍熙（太宗年号，984年至987年）以后，茶亦为边籴所资。

真宗时，又益之以香药犀齿。

这种办法，是为收财利于中央及减免运输的烦劳起见。

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政策。

然而官吏和商人，往往表里为奸，就生出许多弊病来。

真宗末年，以缗钱和茶和香药犀齿，偿给入刍粟于西北边的人，谓之“三税”

。

于是西北边郡，专想招徕刍粟（这句话还是假的，其中一定还有别种弊病），不惜将刍粟的价格抬高（谓之“虚估”

），国家偿给入刍粟的人的东西，就都变成贱卖了（据后来所计算，西北边得了价值五十万缗的刍粟，国家却费掉价值三百六十余万缗的茶）。

又边郡收了刍粟，只顾发券，并不管国家现存的货物共有若干。

以致持了券，兑不到物品，券价大跌。

入刍粟的，本是沿边的土人，得了券，并不自己去取物，都是卖给商人和京师的“交引铺”

的。

商人和交引铺，都要抑勒他的价钱，本得不到多少好处；券价一跌，更其反要折本，自然无人来入刍粟。

于是国家虚费了许多官卖品，而边郡的刍粟，仍不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