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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散文 人生卷第31章 自由与容忍（第2页）

，于是就不免于争论。

钱先生是以为，自己的主张已成定案，胡先生应该举白旗，表示投诚。

胡先生则认为，钱先生的论断，证据还不充分，甚至论证方法还有问题。

各不相让，据说有一次，争论竟发展到在教授会（上课前的休息室）上斗口。

钱先生说，老子的年代晚，已无疑义，胡先生你还是把旧说放弃了吧。

胡先生答，我觉得证据还不够，如果证据充分，我就连我的老子（父也）也不要了。

听者都为之破颜。

争论，能维持开口笑，在北大红楼是家常便饭。

又一件，扩大到教师和学生间的。

是某同学告诉我，一次，开有关佛学的讨论会，有几十人参加，其中有胡适先生和哲学系同学韩镜清（同我很熟）。

胡先生发言，讲得不少，估计又是他一贯的用历史眼光看吧，韩镜清认为不对，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说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

与会的都一愣，因为这是违反自由与容忍精神的。

胡先生不愧为胡先生，停一下，接着平平静静地说：“我自知对于佛学造诣很浅，所说不免多误，但是，能不能让我说完了？”

与会的都说，当然要说完了，于是胡先生接着说下去。

这件事，我没问过韩镜清，因为我推想，他这一时的无名之火，与长远的北大红楼精神对照，是很快就会悔悟的。

又一件，也是教师与学生间的。

这次是亲见，不是耳闻。

是上俞平伯先生的古诗课，听课的不少。

他讲“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说知就是不知，所以风吹而无阻挡，天冷而水不结冰，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

俞先生仍然平静，说“有”

，接着在黑板上写，古书上一处，两处，三处，记得写到六处，都是什么作不什么讲，所谓反训，那位同学又站起来说：“俞先生，你不要再写了，我信啦。”

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在北大，这是司空见惯的。

顺着讲的自由说下去。

有所见，甚至成一家之言，如钱穆先生把《楚辞》上的地名都移到江北，在课堂上可以任意发挥，不新奇，新奇的是有些胡思乱想，甚至发展成为胡说八道，在红楼中也可以获得容忍的待遇。

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国文系的教授林公铎（名损）。

他古书念得不少，长于记诵，也许天性就有些近于祢衡，二十出头就来北大任教授更助长他的狂气。

恕我也狂一次，是据我看，他是食古并未大化。

他著作不多，我只见过一本《政理古微》，像是集些传统概念兜圈子。

可是他自视甚高，喜欢发怪论，还好骂人。

先说骂人，因为是亲见。

他上课之前常是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的。

单说有一次，是唐诗课吧，又是脸红红的，走上讲台之后，忽然想到白话和新式标点，气不从一处来，说提倡这个，就是因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是，如果通，就用不着白话，用不着断句。

越说火气越大，最后集中到新式标点，说一次看什么文件，里面有他的名字，左旁竟打一个杠子，“这成什么话！”

再往下看，有胡适，左旁也有一个杠子，“我的气才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