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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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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年回首

我的十年回首

1997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

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

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

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开展。

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

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

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ot;进步&ot;，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ot;进步&ot;?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

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

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ot;进步&ot;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ot;进步&ot;的正面功用。

20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ot;进步&ot;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

仅只翻阅20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ot;进步&ot;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

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ot;真理&ot;，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ot;悟&ot;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年代，才发觉80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

敌，就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

压抑已久的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了眼。

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

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国民党&ot;老贼&ot;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ot;国会议员&ot;贪婪无厌、粗鄙不堪。

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

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ot;我&ot;的身边，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ot;我&ot;的默许与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

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ot;我&ot;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