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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第2页）

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这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那时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国人民认罪求恕外，别无其它出路。

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的已不是出路问题，而是远远超过了个人问题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

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中说了这样的话：

“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

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

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的机会。

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

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

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

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泪说道：

“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东京国际法庭。

在那里，日本战犯通过他们的律师叫嚣着，攻击着证人，为着减轻罪罚，百般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

而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老万，讲它几天也讲不完。

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

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

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有个日本战犯，是前陆军将官，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是由于他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

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他还没放下自己的将官架子。

但是这次在法庭上，他承认了指挥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

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的罪行。

他在法庭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

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人，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

他又说，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

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格的尊重。

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过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者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