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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凯南严厉地批评了布什政府所谓先发制人的危险战争策略及其试图推翻萨达姆&iddot;侯赛因（saddahse）政权的目的，他警告说，&ldo;美国外交的历史&rdo;表明，&ldo;战争有自己的力量，它会让你偏离所有深思熟虑的打算&rdo;。

[18]

在赢取公众尊敬的问题上，凯南永不知足，也从来没有放弃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努力。

即便在离开国务院几十年之后，用一位朋友的话说，&ldo;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凯南）依然是一名外交官&rdo;。

[19]他之所以不言放弃，在于他永不停歇的动力，像传教士一样坚忍不拔的韧性，以及对自己心目中的美国所保持的忠诚之心。

正如原来的一位同事所指出的，他一直&ldo;雄心不减，睿智地施展抱负&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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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烈的愿望也体现在凯南的爱情和事业当中，他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相信性的自由能带来思想和审美上的活力。

30年代，他在维也纳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识，即文明社会的约束与性爱激发的创造力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冲突。

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让凯南深感苦恼，他对婚姻和其他义务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也因韶华渐逝和生活乏味而备感忧虑；他在二者之间挣扎。

早在十九岁那年，他就担心自己所处的世界虽然&ldo;五彩缤纷，浪漫多姿……但两年之后可能就会变得非常枯燥乏味，毫无意义&rdo;。

[21]三十一岁，他便吐露这种双重的担忧：&ldo;恐怕在我的想象力枯竭之前，在一次真正的恋爱之前……在我白发苍苍之前，我是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了。

&rdo;[22]虽然凯南在日记中很少涉及细节，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日记中有相当的篇幅谈到了他在性爱与婚姻双重困境中的苦苦挣扎。

正如他将&ldo;改变世界&rdo;与&ldo;再谈一次真正的恋爱&rdo;这两种渴望相结合，凯南也习惯性地把个人生活与政治关注联系在一起。

他对俄罗斯的情感日益深厚，他希望改革美国社会，改变他的学者身份，以及他所关注的一切。

凯南身边亲密的伙伴曾谈起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对此尤其有感触的是英国哲学家以赛亚&iddot;伯林。

1945年，他在莫斯科与凯南相识。

两人都对俄罗斯文化由衷热爱，对克里姆林宫心存反感，共同的感受让他们走到一起。

伯林在莫斯科时与凯南交往密切；在凯南赴牛津做访问学者的一年间，伯林与他沟通较多；此外，伯林也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待过一段时间。

伯林认为凯南的个性&ldo;解释了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全部作品‐‐他的态度、他的影响力，都缘自他内在的个性，与更传统的人相比，尤其如此&rdo;。

[23]只有对凯南个性中的复杂因素有所了解，才能明白他日记中的很多内容。

这些因素包括，凯南认为自己是一个肩负着使命的历史行动者；他的雄心，他的动力，他的才华，他对自己的严苛还有他的个人魅力；他的忧郁孤寂；他对母亲、继母和妻子的情感；以及在世纪之交，心怀复杂的情感对期颐之年来临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