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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张超低下头，嘴角露出一丝旁人觉察不到的笑意。

他摸了摸额头，然后不急不慢地抬起头，朝后面诸多旁听人员扫了一遍，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很害怕，但更多的是不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接受审判。

因为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他脸上挂满了无辜，仿佛比窦娥还冤，但接下来整个法庭都被一片惊讶和唏嘘所笼盖，法官锤子都快敲断了。

“什么……你没有杀人？”

检察官有些反应不过来。

检察官应付过很多故意杀人案的公诉，被告往往也只能从故意还是过失的角度进行申辩，从没遇到被告对前面的证据都没异议，突然最后冒出来全盘否认杀人的情况。

老教授连忙小声提醒：“你干什么！

证据确凿，你现在翻供来不及了，只会加重刑罚！

我们不是早就商量好对策，你只能从犯罪主观上辩，我和李律会帮你！”

张超低声向导师道歉：“对不起，有些真实情况我只能现在说，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他不管两位大牌律师，目光朝着旁听席上的众多记者和政法从业人员笔直投射过去，深吸一口气，突然将音量提高了一倍，镇定自若地说道：“我说，我没有杀人！

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我在3月1日晚上8点到12点间杀害了江阳，但实际情况是，3月1日中午我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第二天也就是3月2日上午坐飞机回杭市，在江阳被害的时间里，我没有任何作案时间。

关于我在北京的情况，有两地的机票、监控、登机记录、旅店住宿可以查，并且，我在北京的这一天，分别去会见了我律所的两位客户，一位一起吃了晚饭，一位跟我在咖啡馆聊到很晚。

在这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能证明我在北京，无法证明的独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我不可能从北京回到杭市，杀了人后再次回到北京。

江阳是被人勒死在杭市，当天我全天在北京，怎么可能是我杀人？我之所以在公安局写下认罪书，是因为我在里面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压力。

但是，我没有杀人，我是清白的，我相信法律！

我相信法律会还我清白！

我要求出示相关证据！”

他环顾一圈沉默的四周，挺起胸口，目光毫不躲闪地迎向了所有人。

当天晚上，最具轰动性的新闻引爆网络。

凶手试图抛尸在地铁站被当场抓获，现场有成百上千个目击证人，事后凶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上了电视认罪。

结果到了庭审这一天，他却突然翻供，一席话推翻了检察官的所有证据链，法院当庭以事实不清为由，暂停审理。

原本清晰明了的案件顷刻间变得扑朔迷离。

事后，他的两位大牌辩护律师告诉记者，事发突然，张超在此前的会面中从未向他们透露这个情况，但目前看来，张超在江阳被害当天人在北京的证据是充分的，至于张超在公安局到底有没有受到某种压力，他们不方便做过多猜测和解读。

当天媒体的新闻稿中，引述了张超自称受到某种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才写了认罪书的说法，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犯罪时间，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张超遭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

就在几个月前，浙江省高院平反了轰动全国的萧山张氏叔侄杀人冤案，当年办案的“女神探”

聂海芬走下神坛，被控通过对嫌疑人刑讯逼供来录根本不存在的犯罪口供。

有此前科，下城区公安分局更是对张超的案子百口莫辩。

法律学者、人大代表看到相关报道后，纷纷建言对案件和相关办案人员进行严肃调查。

与此同时，省市两级检察院领导大怒，认为公安在这起案件办案的过程存在严重猫腻，极大抹黑了本省司法机关的形象，监察部门则要求隔离约谈办案警察。

下城区公安分局顿时深感压力重大，正副局长一齐赶到市政府汇报情况，尽管他们反复表明此案中他们从未对张超进行刑讯逼供，张超认罪态度一直很好，证据链也非常扎实，但上级领导对他们的工作依旧半信半疑。

一位领导问他们，张超那天坐飞机去了北京，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怎么没查他的机票、酒店记录？副局长直想骂对方白痴，如果张超不承认自己杀人，警方自然要他出示不在场证明；现在他自己承认杀人，难道警方还要证明他犯罪时，人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才能定罪？何况当时审讯时，张超交代了案发当晚他去找了江阳，警方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看到他的座驾于晚上七点多驶入小区，谁想到张超现在翻供后说这车借给江阳在开，座驾里的人应该是江阳，不是他！

另一位管司法的副市长当面抛给他们一句话：“如果你们证据链扎实，那张超现在怎么可能翻供？”

一句话更是问得他们哑口无言。

最后，为了给社会一个交代，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决定成立高规格的三方联合专案调查组，由杭市刑侦支队支队长赵铁民担任组长，各单位分别抽调骨干人员，约谈相关办案民警，详细地重新调查这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