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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第7页）

的（他的理论，可看他仁宗时《上皇帝书》）。

所以当他执政的时候，便从事于整顿学校，增广太学校舍，设立三舍之法。

初入学的为外舍生，渐次升入内舍上舍。

上舍生得免礼部试，特授以官。

这便是渐次以学校代科举的办法（徽宗崇宁时，曾办到罢科举而令天下的州县都立学。

县学生升入州学，州学生升入太学。

但是徽宗的推行新法，都是有名无实的；此法又行之未久，无甚影响）。

但是学问和功名，本是两事，既然以利禄诱人，来的人当然都是志在利禄的，哪里有真希望“学以致用”

的人，所以这种法子，行之到底没甚效果。

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其要点是：一、罢诸科而独存进士；二、对于进士科，则废掉诗赋而改帖经墨义为大义。

这便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先河（参看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二节）。

当时的进士科，共试四场：第一、二场，试本经（各人所专治的经）和兼经大义，共十通。

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

另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以待本应“诸科”

试，不能改应新进士科的人（宋初的科举制度和唐朝大略相同，除进士之外，其余总称为“诸科”

）。

大义是自己可以发抒心得的，就有明白道理的人才能做，自然比专责记忆的帖经墨义好些。

策论虽则旧时的进士科亦有，然而并不注重。

学习诗赋，是最费工夫的，穷老尽气于此，自然没有工夫再研究别的学问。

现在把诗赋废掉，注重策论，自然也比旧时好些。

这都是理论上当然的结论。

然而理论总不能与事实相符。

因为还有别种原因掺杂在里头，科举的特色，便是一以利禄诱人，二以言取人。

为利禄所诱的人，当然只志在利禄；你又以“言”

取他，他当然只要会“言”

就够了。

有学问才能的人，固然未必不会“言”

；无学问才能的人，也未必就不会“言”

。

总而言之，要靠了“言”

以判定人的有才能学问没有，本是极难的事。

况且利禄之途所在，自然有人专力去研究，到后来，这“应考试的言”

，就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成为另一件事了。

研究这种“言”

的人，当然不必再发达才能，研究学问。

到这时候，而要靠着“言”

以判定人的才能学问，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当王荆公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行了好几百年，这种趋势早就成功了。

荆公虽能改变所试的东西，却不能禁止人家，不把这一种“言”

，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