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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2页）

国务卿穿着鲜亮的外套，没有穿罩靴，走下旋梯后站在深雪里向欢迎的人群问好，并通过扩音器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寒风呼啸着从人群中吹过。

我迅速把国务卿带到距离最近的空车上，又载上本&iddot;科恩[48]和侍从武官，开往大使官邸。

凯西[49]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热饮和汤羹，陪着他们应酬，直到大使从机场匆忙地赶回来。

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整理材料。

国务院发来的一封电报彻底激怒了我，电报中要求我们去邀请苏联政府参加明年3月的会议，解决降低双方关税的问题。

我花费了一整晚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长电，详细地阐述了我们不应该邀请苏联与会的原因。

●12月17日

在大使官邸吃午饭，我与国务卿相邻而坐，这让我有机会向他陈述我们遇到的一些小困难。

波伦[50]和以赛亚&iddot;伯林[51]来吃晚饭，我们一直聊到夜里一两点。

毋庸置疑，伯林是莫斯科最见多识广、最聪明睿智的外国人，他说在这次访问中他学到最重要的事情是：（a）年长者和年轻人的观点仍然存在冲突；（b）对年轻人而言，让他们感到在苏联体制下能得到充分的经济保障至关重要；（c）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论对苏联人民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他非常赞成我的观点，我们都认为从现在起，美国的政策要想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必须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

伯林坚信，苏联人认为他们与西方世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在制定政策时皆以此为基础。

我问他苏联人是不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如果这种冲突爆发，那也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战略和他们坚持认为冲突不可避免而导致的。

他回答说苏联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坚持认为是社会力量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

他们会说，也许我们这些外交官和政治家以为自己对苏联很友好，但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他们依然是存有敌意的，只是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

●12月19日

下午应大使邀请去参加外交部长会议，不幸的是会议最终变成了两次碰头会，每次时长只有五分钟到十分钟。

贝文[52]看上去对整个议程极其不满，他的表情告诉每个人：他不愿意参加这次会议。

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来莫斯科，因为他知道这次会议最终会一事无成。

苏联人了解他的立场，但仍然希望从他身上尽可能地榨取利益。

至于伯恩斯，在贝文的眼中，他就是一个狂妄自大不可靠的爱尔兰人，跟他做码头工人和工头儿时认识的那些人一样。

伯恩斯经常忽视英国人的感受，对英美关系也漠不关心。

他自己构思了整个会议的内容，随即与苏联联络，在此之前没有向英国人透露一个字，甚至都没有告诉英国即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

伯恩斯之前已经冒犯过英国一次了，因为他把埃瑟里奇报告[53]的副本直接送给了苏联而没有送给英国大使馆，而英国大使馆还曾向埃瑟里奇开放相关文件，当时埃瑟里奇正在莫斯科访问，那次访问在很大限度上是由英国人促成的。

最重要的是，伯恩斯来莫斯科后将一份关于核问题的文件交给了苏联，而那些跟美国一道保守核工业秘密的国家对这份文件一无所知，而且这件事就发生在艾德礼[54]访问华盛顿并与总统会晤的六个星期之后。

当时贝文就对伯恩斯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他认为在得到英国和加拿大政府批准之前，不能向苏联提交任何相关文件，伯恩斯答应给他两天时间，在今天‐‐星期三‐‐之前向伦敦提交这份文件，以便获得英国内阁的批准。

贝文确信他得到了伯恩斯的保证，后者在此期间不会再把任何东西交给苏联，实际上伯恩斯的话也不能另作他解。

然而就在星期二的晚上，伯恩斯在没有知会英国的情况下，就把文件给了苏联人。

贝文只能把这次被骗的经历当成一场教训，为此懊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