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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第1页）

如我所说，波伦和杜勒斯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担心公众舆论，而腊斯克和其他人则是实实在在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憎恶。

毕竟，这些人现在正重复着二十年前苏联人走过的老路，那时我们刚刚对苏联独裁政府有所认知。

就像以往我们对苏联一样，今天我们对自己与中国人在观念和伦理上的根本性冲突心知肚明。

但我们看得到，对于这种冲突，我们要像对待其他类似的实际问题一样，最终不得不利用20世纪余下的时间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我们已经学会不再从斗争中退缩，不再把争取权力看作匪夷所思和超乎常理的行为。

斗争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媒介和载体，就像患者的躯体是医生工作的媒介和载体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或者试图粉饰太平，那我们就无法取得进步。

在我们自己的良心之中，在我们自己的观念之中，或者说，从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出发，我们美国人也许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ldo;正确的&rdo;。

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我们只是竞争者之一，我们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领导一个民族生活在世界的某一片领土之上。

其他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待他们。

但是我们要承认，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哲学观念，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要指望所有人能趋向于某种共同的哲学观念。

●7月31日

国务卿艾奇逊先生说他希望我掌握关于苏联态度和观点的所有情报，并随时为其他部门提供评估报告，分析苏联政府对我们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会做出何种反应。

和处理朝鲜问题相比，这等于直接赋予了我比正常工作多得多的责任，也让我必须经常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关注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发展动态……

在接下来的国务卿会议上，与会的一位政策规划室成员跟我说，他从一个记者那里听说了一件事，这个记者也是从另一个记者那里听来的，杜勒斯先生曾对那个记者说，过去是他高估了乔治&iddot;凯南，现在在他眼里凯南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凯南竟然倡议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加入联合国，还提议终止美国在三八线的军事行动。

●8月1日

下午我在电视上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会议，我已经紧张地期待了很久。

电视机闪烁跳动的画面让我头疼，眼睛也难受。

真想知道，家长们怎么会允许孩子们盯住这些会说话的大盒子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8月4日

迪安&iddot;腊斯克的提议让我颇为心烦，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在星期四上午提出可能选择三个外行人来审阅有关苏联动机的所有材料，以便就苏联是否有意发动战争做出新的判断。

对此我唯一的想法是，能为这种做法提供支持的，只有一种观念：最有价值的看法来自于所知最少的人。

如果这种做法都能被接受，那么我想，也许我需要在离开国务院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忘掉现在所掌握的知识之后，才能以一名权威人士的身份，被周围的人高高兴兴地请回来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

●8月14日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今天联合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攻击民主党政府的远东政策……此前民众还从来没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此彻底地感到迷惑不解。

总统不理解，国会不理解，民众不理解，媒体也不理解。

他们都在无知、错误和猜想的迷宫里徘徊，在这里真理完全同幻想混淆，在这里不合理的假设成为正确性的前提，在这里没有公认的、权威的理论可以依凭。

在我看来，只有外交史学家日后能通过研究拨开这团让人不可思议的迷雾，揭露其中各种问题的真相。

我想，这也是我这个位置上的人没能在促进理解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原因。

除非我首先成为历史学家，通过对前期历史的研究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敬，然后再慢慢带领公众对近些年来发生的事件做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观察。

●8月22日

今天下午，就即将离开国务院一事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被问及我们怎样才能在不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实现既定目标时，我做了如下答复：第一，虽然针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我们永远都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即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低估了争取和平的机遇。

第二，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强大的国防实力，如果有必要，这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三，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朋友留下一种印象，让他们时刻记得我们是立场坚定的人，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幸福的世界方面，他们的利益与我们休戚相关。

我们绝对不能给朋友留下自私的印象，或者让他们以为，我们帮助他们捍卫主权独立或者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强大的压力时秉持坚韧不变的国际立场，是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四，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旗帜在国内高高飘扬，向世界展示，我们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国民生活，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从而让其他人理解胜利的真正内涵。

我想这一切你们都可以做到。

我想补充的主要是，我们应该证明，我们对自己的信念怀有巨大的勇气，我们对自己、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

我唯一想提的建议是，因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政治和军事相互混淆的领域，我们现在必须小心行事，避免轻率而主观地做判断，我们要冷静和细致地处理问题，意识到我们现在确实是第一次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去接受我们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