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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刮到太原市区来了。
再加上太原是个三面环山的盆地,污染又不容易散去,结果造成太原冬季的严重污染。
那种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到头看不到什么蓝天;冬天里的大晴天,抬头看看天空,就能看到烟灰那么大的煤灰扑簌扑簌地往下掉,我们称之为“黑雪”
;刚换上的白衬衣,出门骑自行车转一小圈,回来领子就黑了;头发两天不洗,就结成毡子,根本梳不动;空气中漂浮着二百万公斤铅,平均每人一公斤。
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买卖,不懂得货卖堆山的道理,看着漫天的“黑雪”
,心疼自己的灯,就用塑料袋把花灯罩起来,挂一个在外边。
来来往往的顾客,看到这一个被塑料袋罩着的花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问都不问一下。
偶尔有一两个来问的,一看就只一个品种,也就不愿意买了。
我们母子俩每天冻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里,又冷、又累、又饿、又脏,但见就是不发市,不禁心急如焚。
母亲的嘴上急出了满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着鼻子了。
赶紧想办法找人代销,一会到人家这个商店看看,一会到人家那个摊点问问,又找了一家代销的。
那一年我们做了三十多个六屏灯(「注」六屏灯是我们家花灯的最早的一个品种,以有六个屏风似的窗口得名),结果只卖出去三个,卖了三百块钱。
老霍家的人真不错,一看我们受这个罪,又没挣到钱,连租金也不要了。
后来剩下的花灯租了个小面包车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块钱的运费。
第一年做生意就亏了大本,父亲看着满屋堆着的花灯,心里也是又急又气,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穷就穷一点,省着过就成了。
可是母亲却不这么看,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成家了,安排工作、结婚哪个不要钱?就凭你那么点工资,绝大部分还要供养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干这买卖,吃啥呢?咱们雇不起人,就自己干,能干多大就多大。
于是在母亲的劝导下,我父亲就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跟着灯具厂的一个老工人史师傅学习焊灯技术。
父亲这人脑子好使,一学就会,而且因为是给自己干的,比史师傅更用心,更精致。
我的父母二人,一个焊灯,一个糊灯,没日没夜地干活,姐姐则每个星期天回家时刻花。
母亲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开始琢磨起花样款式来,使得我们家的花灯品种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来个。
就这样,我们家的花灯作坊开始慢慢地起步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七、外公去世
在太原卖完了灯,寒假也就结束了,我和姐姐都要返校。
由于去武汉市必须在太原坐车,我就和姐姐一起到了太原,先到了姐姐就读的山西财经学院。
在路上,姐姐突然对我说,小亚(「注」我的小名)告诉你一件事,你得先答应我别哭。
我心头猛然一震,忙问是什么事。
姐姐说,咱姥爷去世了,咱妈怕你太难受,一直没敢跟你说。
我顿时目瞪口呆,愣了一下马上叫了起来:不可能!
咱舅、咱妈写的信里,都说咱姥爷病好了,咱妈前几天还说过了年去接咱姥爷呢,要是姥爷真的去世了,咱妈还能这么说吗?我在放假在家这么多天,咱妈能不跟我说吗?姐你诳我干啥呢?姐姐沉默了一下,说,小亚,我没诳你,咱姥爷真没有了,去年十月二十八号去世的。
听了姐姐的话,我虽不完全相信,但也心神不宁。
由于一回去就要补考,我也只得先返回学校。
补考过关以后,我就立刻向辅导员请假七天要求回老家。
辅导员一听要请七天假,就说请假时间太长了,要找系主任的曹老师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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