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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1．多谢你的详尽的答复，愿以同心协力报答你的盛意。

2．如同你当初预料到的欧洲事件一样，我们觉得对于太平洋的局势，比我们在伦敦所认识到的看得更加清楚了。

3．事实不幸证实了我们对于马来亚的看法的正确，戈登·贝内特关于局势严重的报告使我非常不安。

4．你所提出的长远纲领是振奋人心的，但是迫切的需要是在最近的将来。

日军即将受到大举的反击，与此同时，还可能对我们要把他们从占领地区驱逐出去的实力，给予致命的打击。

澳大利亚人自称他们了解和预见到远东方面来自日本的危险，要比我在伦敦所了解的、预见的更清楚，这种论调只能就战争的全局来加以判断。

集中注意力去研究他们自己的处境，这是他们的本分。

我们不得不替大家着想。

※　　※　※

为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政府在对日战争的全部行动中有全面的、持久的配合，我们提出在伦敦成立一个机构。

我将其最后形式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位总理作了报告。

1942年1月19日

〔应〕由部长级的人员成立一个远东委员会。

我愿任主席，其他成员将为掌玺大臣（他是我在国防委员会上的代表）达夫·库珀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的代表。

澳大利亚的成员假定为厄尔·佩奇，新西兰的代表开始可能是高级专员，还要有一位荷兰的内阁大臣。

委员会将与联合王国联合计划委员会委员共同商量，由自治领联络官的参谋小组予以协助。

会议的职责是将各代表国的意见汇总后向主席提出报告，并将主席的意见带给委员会。

这当然不会妨碍厄尔·佩奇像现在那样在涉及澳大利亚事务的时候去出席内阁会议。

你同意么？

我也正在同弗雷泽以及荷兰政府商量。

2月10日，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我当主席，出席者有掌玺大臣、外交大臣、荷兰首相（P．S．格布兰迪博士）、荷兰大臣（乔基尔·E．密契·范·维杜纳）、厄尔·佩奇爵士（代表澳大利亚）、W．J．乔丹先生（代表新西兰）、艾默里先生（代表印度和缅甸）和三军参谋长。

在后来举行的会议中，中国也有代表出席。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太平洋全区对日战争所执行的广泛的基本政策”

。

华盛顿方面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也成立了一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伦敦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43年8月召开的。

战争继续由原来的机构指挥，但是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能使没有代表参加常设机构的国家得就战争如何进行发表意见。

这一切不久即被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打乱了。

第二章　沙漠上的挫折

隆美尔向阿盖拉的退却——运输工具的缺乏——悲惨的1月——我在华盛顿同奥金莱克的通信——奥金莱克的信心没有动摇——他企图在2月中旬进攻——他的1月15日来电——巴尔迪亚和哈尔法亚连同俘虏一万四千名向我方第三十军投降——我回伦敦——准备我的向国会报告书——隆美尔发动威力侦察——不妙的消息——震惊：班加西完了！

——奥金莱克飞往前进司令部——他的1月26日来电——隆美尔利用他的优势——撤出班加西——奥金莱克在1月29日和1月31日的两次报告——我们后撤了约三百哩——命运的反复无常——英国装甲部队的数量和质量——第一装甲师事件——影响深远的败绩。

前一卷叙述了奥金莱克将军在西非沙漠地区经过长期准备后取得的胜利以及托卜鲁克的解围。

在访问华盛顿期间，我觉得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谈论他将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