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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近代中国读书人对西方及其象征英文那种又羡慕又憎恨但又不得不学的复杂心情，在此显露无遗。

但胡适虽努力学英文，此时尚能做到不做“稀奇状”

。

后来他留学归国，任教于高手众多的北京大学时，就发现有时不得不拿英文做“稀奇状”

以吓吓人了。

而且，胡适也只有在上海才是“狂奴”

，回到家乡时，就又要做出“先生”

的样子。

胡适晚年回忆说，对岳飞的《满江红》，他在年少时喜欢说大话的句子如“壮志饥餐胡虏肉”

。

但在“十几岁的时候，思想是比较成熟些”

；从上海回家时，曾以《满江红》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样的句子题赠比他还大几岁的外甥。

[68]可知他一离开上海回到家乡，即要暂时告别一下少年心态，重新拿出“先生”

的样子来。

这个样子当然也不全是摆出来的，他那“先生”

认同的“超我”

部分，其实也一直在起作用。

胡适后来的出国留学，绝非什么因醉酒闹事后的突然醒悟，而是他一直有意追求的出路。

1908年夏，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大人素知儿不甘居人下”

。

这本是母亲对儿子的期望，也已成少年胡适的素志。

那时要不居人下，对胡适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来说，仍只有读书一路，最为可行。

正如他在赴北京考试之前所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这“惟有”

之“一途”

，就是胡适选定之路。

还在1908年7月，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已说到“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

。

以这个口气看，要出洋在那之前已是胡家母子的共识。

[69]胡适后来在《非留学篇》里说，那些年的“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

。

他们“以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