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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胡适也是这样。

他的知识人训练使他考虑问题总是从长远着眼，而且有时恐怕是太长远，结果提出的解决方案就不免脱离当下的实际，难为人所理解。

胡适在1937年致翁文灏的信中将其注重长远之计的意思说得很明白。

他以为像北大这样的国立机关“仍宜继续为国家打长久的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无用之用，知之者稀。

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

。

[58]这话虽是新文化运动后二十年才说的，却与他早年的思想殊无二致。

而胡适的士大夫意识又促使他关心眼前的国是，必须对当下的国事做出反应；不只是议政，而且必须要提出解决的办法。

且胡适又特别注重青年，不管别人听不听，总要对他们说法。

结果胡适实际上是在同时向至少两方面的人说不同的法，但听众却未必总是了解他每一具体的“法”

是在向谁说。

当其对某一方面所说的法为别的方面听到时，自然不知其所云何意。

且胡适这些“我们”

有时说得顺口，或来不及分辨听众时，也常将高级机关应注重的事向大众说法，或反之。

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景，未能形成今人所谓的共同思想言说。

结果是大众常觉不知其所云，而高级机关如北大倒培养出不少更关心“十字街头”

而少注重象牙塔的学生。

20年代清华国学院鼎盛时，清华人常以为北大人只会搞运动，真正做学问的人还在清华，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某种程度上，能在许多人求末时提出还有更重要的本，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人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

可是在求本求到文化之时，似乎也难以再进（再进就只有说什么“全盘”

一类，连本带末一起讲了）。

而且他们即使在务本时，讲的还是破坏多于建设。

知识人既然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青年了。

胡适与孙中山论“知难行易”

还是“知难行也不易”

，观点虽对立，但都着眼于“行”

的青年，正是“知”

与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

和行的载体的一个表征。

这也是民初社会变动的思想语境。

本来边缘知识青年因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队伍也增强了他们的影响，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青年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要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