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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第3页）

除了个别报纸外，大部分的舆论用胡适的话说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言论”

。

约两个月后还有人在传播什么“胡适为帝者师”

和“胡适请求免跪拜”

的说法。

其实在溥仪一边，情形也大致相似。

他回忆说：“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

可知这事还真有点两边不得人心，民初时新旧之间的成见，的确不浅。

据溥仪的回忆，胡适见他后曾给庄士敦一信，称“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

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占一席地位”

。

[17]从行文看，确很像胡适的手笔。

后来许多人据此攻击胡适，不知他这不过是对洋人玩一下“洋规矩”

，洋人才讲究初次见面后写些客套话寄去。

其针对的是庄士敦而非宣统，而且那些客气的应酬话也是不算数的，因为英美人如果讲套话而又不是客气之意时，讲完后要特别申明我这不是当客套话讲的。

后来冯玉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变”

后将清帝逐出故宫，对“孤儿寡母”

的受气深有体会的胡适曾大打抱不平，并曾亲到溥仪的住处看他，当面重申冯玉祥的行为“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

这正是胡适最主要的考虑，即中国在洋人那里的面子问题。

在那时，胡适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恐怕是很不能算“明智”

的，连他一些相当“温和”

的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和李宗侗等人都写信表示反对。

但对于落难者来说，想必是温暖的。

这也是胡适特立独行、讲义气的表现。

溥仪后来的回忆，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将此事说得很近情理，不过他还是婉转说出了胡适那时与一般人的单纯慰问不一样，还多了一层“关心”

，即为他打算今后的出路，特别是鼓励“皇上自己下决心”

出国去留学。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