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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士绅心态及其生活（第10页）

为此，明末著名的八股文选家艾南英甚感不平：“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

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入谒上官，队而入，队而出。”

这就是科名社会的身份特征。

尽管生员也有自己的身份特权，甚至积学二十余年之功，但终究无法与少年中举者分庭抗礼。

生员一旦中式成为举人，犹如置身青云，乡里富人急与结姻，美男求为仆人，美女争做小妾。

对此，明人陈益祥揭示道：

今吴越士子才得一第，则美男蕲为仆，美女蕲为妾者数百。

且厚赀以见，名曰“靠身”

，以为避征徭、捍外侮之计，亦有城社为奸者。

故今一趾贤科，不得入官，便足自润。

士子一脱青衫，即扬扬矜诩，衣马仆从，供具饮食，一切奢侈，无复昔时寒酸故态。

而其父母亦自谓有子成名，旦夕就可富贵，俨然以“封君”

自居，厚自奉养，甚且豪横恣肆，渔夺小民，为暴于乡里。

按照明代惯例，士子一中举人，“亲朋率望腹焉”

，因为举人可以“请谒有司居间”

，

从中获取好处。

生员、举人身份之别，地方官心里最清楚。

所以，地方官一上任，首先需要将一身的精神命脉用在几家乡宦身上，极力奉承；其次，也要待举人、监生客气，逐日摆酒宴请他们。

至于那些秀才百姓，即视若宿世冤仇一般。

与生员相比，举人当然别有一番光景；而与进士相较，举人又难免相形见绌。

明代是最重科名的社会，讲究资格，甲榜、乙榜之间，井然有序，不可等闲混淆。

大体说来，明代取士之途凡三变：明初，荐举为重，不讲究资格；明中期，荐举、贡举、制科并行，虽有资格，却并不以资格限人；至晚明，科举为重，一以资格为准。

相对说来，到明代中期，从学校到科举，已被视为正途，而荐举已是仅见。

如以儒硕征聘起者，当时就只有春坊谕德吴与弼、翰林院检讨陈献章、翰林院待诏邓元锡、礼部主事刘元君四人。

显然，荐举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

在科、贡正途中，也同样分出了次序：一是贡不如科目；二是在科目中，又分出了甲、乙科，甲榜进士重于乙榜举人。

在明代，那些高官要职，“非进士不畀”

。

据顾炎武的考察，永乐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

翰林纂修官（包括修撰、编修、检讨），亦诸色参用。

自天顺二年（1458）李贤奏定以后，修撰专选进士，自此以后非翰林不入内阁。

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

举人既不可得任京中要职，地方官也只能出任僻地，那么等而下之者就只好就教职。

按照明制：会试举人于礼部，分正、副榜。

正榜以对殿廷，赐进士；副榜专补教官之缺。

副榜举人一授教职，辄不复省录，“浮沉常调，或终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