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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妇女生活（第13页）

按照这样一种观念，那么女性有色，或者女性用权，都可以导致家或国的祸害。

但在明代，在关于女子之“色”

的问题上，出现一些新观念。

如明人谢肇淛认为：“妇人以色举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矣。”

这种重视妇女之色的新论，无疑均源起于荀奉倩之说：“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

这种看法被谢肇淛看作是“千古名通”

。

基于这种看法之上，晚明一些士人已将“女之色”

与“士之才”

并称。

此外，如李贽称家国之亡，不能徒然归咎于声色；

唐甄也说像妹、妲、褒这样的绝代美色之女，如果能“入于文王之宫”

，同样可以成为“窈窕之淑女”

。

尽管在妇女论上尚反对“舍色而论才”

，仍将女色放在首位，而女才次之，但与传统的“女色”

祸国之论已是大相径庭。

其次，在传统中国，在妇女才、德关系问题上，才可妨德、才可妨命的观念根深蒂固。

尽管“女子无才便是德”

一语至明朝人的著述中才开始出现，但这种意识却早已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中。

但在女子之才与德的关系问题上，明人的观念同样出现了新的转向。

如李贽与女史论学，并对有“言语”

与“文学”

之妇大加称赞；

冯梦龙也主张女子如果无才，就不能成全妇德，对闺房女子的才智多有颂扬；

而叶绍袁更是把“德”

、“才”

、“色”

三者并列，称之为女子的“三不朽”

。

明代妇女的生活事实确实也印证了这些观念有着深厚的生活土壤。

当时的妇女不再以女德为重，而是炫耀自己之才。

正如上面吕坤所言，“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

。

而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其塑造的“才女”

形象，固然是作者歌颂妇女才华的观念反映，但确实也有当时妇女生活的真实体现。

三是在明代以前，丈夫“轻出其妻”

，也即所谓的“休妻”

现象司空见惯，导致夫妇之间恩情很薄，而女子从一而终之节也颇衰微。

但在明代，除非有大的变故或者是舅姑之命，向官府陈告，一般不得轻易“出其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