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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佛教生活（第7页）

。

据传，正统年间，张太后曾临幸此寺，在寺内住了三宿，方才回宫。

寺院地临西湖，一望无际，每年夏秋之间，湖水泛溢，鸥雁往来，落霞返照，寺景如画。

明代皇帝每次谒陵，就在功德寺驻跸。

不过每次皇帝驻跸此寺，均是用板席搭盖行宫，不但骚扰烦费，而且防卫难肃。

有鉴于此，万历十一年（1583），明神宗下旨，在功德寺附近相择善地，专门营建行宫一所。

这些大的佛教寺院，往往与明代的“替僧”

制度密切相关。

按照明代的制度，凡是皇太子、诸王子诞生以后，一般就要剃度幼童一人，替皇子出家为僧，号称“替僧”

，或称“替度”

，又称“代替出家”

。

按照惯例，初选替僧之时，一般要从众僧中卜一年命最贵之人，才允许披剃。

这种“替僧”

习俗，有记载认为或许起源于“故元遗俗”

。

在明人看来，此制虽非雅俗，但在宫中沿以为常，显然很值得引起注意。

据载，北京城南的海会寺，相传就是明穆宗初生受厘之所，显然就是替僧出家之处。

从张居正的集子中可知，明神宗的替僧名“志善”

。

志善原先住在龙泉寺。

后神宗出内帑千金，潞王、公主及诸宫眷再施舍数千金，在北京的居贤坊重建寺院，由太监冯保监修。

寺院修成后，神宗踢名承恩寺，任命志善为僧录司左善世，并为承恩寺的住持。

这些僧人借着是皇帝的替僧，就在一般僧众中具有极高的声望，而且朝廷给予他们的奉养居处，几乎等同于王公。

在明代的佛教寺院制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火院”

。

佛教的宗旨原本是普度众生，而寺院也应面对大众。

香火院的出现，说明寺院制度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公寺向私庙发展的变迁历程。

所谓香火院，主要取决于建造者的角色。

在寺院的建造过程中，僧人眼中的“施主”

，也就是所谓“檀越”

，可以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于是也就有了“朝施”

、“官施”

、“商施”

、“侩施”

与“农施”

之别。

这显然是就施舍者的身份而加以区别。

尽管施主可以多种多样，但只要寺院是由僧人募化建造，就不属香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