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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秩序危机与近代性（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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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秩序危机与“近代性”

从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是江南，还是北方，无论是人们的生活观念，还是社会生活的实际，无不显示出一种与基于社会安定与礼教控制下的明初社会的差异性。

如何评价这种社会变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活变动，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也是一件仁智互见的事情。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过去对明代社会生活乃至风尚的研究，其所作的历史评价，从整体上来说，仍然是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延续与补充”

，因此对明代中后期僭礼逾制、华侈相高、消费生活更新的社会风尚，不少学者从探求“近代性”

的问题意识出发，给予了不同的历史评价。

其中的评价虽各有不同，但无不想通过这一论题，以解释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问题。

从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乃至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来看，显然是不同于传统以儒家为根本的礼教乃至由此控制下的社会生活，除了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基本倾向之外，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无不受到了商业的渗透。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秩序变动，而其根本点理应着力于商业繁荣以后的诸多商业化倾向，但也不能不注意到，自王阳明崛起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以及由此而对人们生活观念变化的影响，乃至对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所产生的冲击。

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钩稽这一变动的真实，从中找出其中的内部规律，这显然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给这种变动以何种阐释，究竟是一种旧的秩序危机下的新生活，还是具有一种“近代性”

的生活，这并不是重要的事情。

明代中期以后在生活乃至风俗上的巨大变动，其价值的体现，通过明清易代，以及这种两朝更替所带来的明清两代之间社会风俗的差异性，都可以得到证实。

过去的研究成果无不显示，自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极具变化为其特征的。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往往将明清两代视作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一个“近代化的社会”

，

尽管它明显不同于西方所能见到的近代化，但这种观点无疑也忽略了明、清易代所导致的社会变化。

换言之，我们需要避免将明、清易代简单地看作朝代的更替以及由此带来的反清的民族情绪标志，而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发展。

就明、清易代而言，一方面需要承认社会的整体继承性，但也不能不承认是社会的一大转向，这不同于在晚明出现的社会转向，而是在某些方面的一种倒退的转向。

清朝人已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并对明、清两代的“风俗”

作了如下比较：明之时，大臣专权，而清代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士多讲学，而清代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多清议，而清代之士，则一心科举。

事实确乎如此。

清初统治者有鉴于晚明的实况，一方面，在科举三场策论中禁止“言时事”

，

另一方面，则朝廷公开禁止士子结社，

再加之清初科场、奏销二案，

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元气大伤，生员的穿戴已不再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而是多戴平头小帽，“以自晦匿”

，

生员层的声势也随之销声匿迹。

如果“官横士骄”

是晚明社会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共领域的拓展与民间舆论的扩大，那么，清初士人结社的被禁，士子一心科举而不再清议时政，无疑可以说是社会一种暂时的倒退。

这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易代的影响至少波及到其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几乎达一个世纪左右，使16世纪以后中国的社会变革发生一定程度延缓。

历史已经证明，在17世纪中期，占有土地的绅士力量尽管对满洲统治者有反抗，但最终不得不接受满洲人的统治，甚至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的重新确认，社会秩序的恢复而加入新政权之中。

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清晰地揭示出，当明代巨大的等级制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所打破以后，绅士力量已不再对清统治者构成威胁。

于是，随着官僚结党、生员结社的陆续被禁，以及旧王朝的官员出仕新朝、生员出应科举，如此种种，无不说明在精英社会、官员和已赢得正常的安全保障的农民利益之间，一种形式多样的社会与地方平衡已在清初得以重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