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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院里又空又安静，李主任告诉我，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非洲商人和那个电视剧摄制组都走了。

为防sars，外人一般不准进院，服务员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得离开这个院子。

然后他又对我说，目前咱们这个院子还是安全的，因为周边地安门、景山一带的居民尚未听说有被感染者。

进了客房，到处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连烟灰缸里也盛着消毒液，服务员说这便于在房间挥发。

我再次体会到北京气氛的紧张，心里也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简单吃过晚饭，回到房间见有一份当日的《北京晚报》，拿起报纸，有些cháo湿，原来报纸上也喷洒了消毒剂。

头版一段黑体字是：“市委市政府发布加强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要求认真执行隔离措施，坚决切断传染源。

截止4月27日10时，北京市对以下区域采取了隔离控制措施：疫情居民区和居民楼（含公寓）4处，分别是北京人民医院宿舍（西直门南大街17号楼），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29号（海淀区皂君庙东里29号楼），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公寓a、b、c座（海淀区交通大学路3号院1、2、3号楼），北京科技研修学院两栋公寓楼（昌平区沙河镇）；疫情工地一处为东城区京港101号楼工地。

此外，北京还对一所综合医院，24所市、区指定集中收治“非典”

病人的医院，29处综合医院的“非典”

病区，74处二级以上医院的发烧门诊实行隔离控制管理。

另据流行病学调查，截止4月27日10时，实行分散隔离和集中隔离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为7672人，已解除隔离1384人。”

读完报纸，我拿出温度计量体温。

这次出门我和父亲每人带了一支温度计，准备随时随地测体温。

而且我还有一个小计划：万一明天到机场，那儿的远红外测温仪把我的体温测高了不让我出境，我就用自带的温度计再测一遍。

此前我已得知，机场已经要求出入境旅客测体温了。

我是不是显得有点神经质呢——又有谁能证明我的温度计的权威性？这时我的体温是362度。

因为我们入住，饭店升起五星红旗

想起父亲临行前对此行始终犹豫：我们国家正发生疫情的时候去韩国办画展毕竟不是个好时机，这会给对方带来许多不方便。

韩方虽一再表示，中国的疫情不会改变他们既定的计划，父亲这个本该在1998年举办的画展，因为韩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拖延至今，但父亲仍然常常表现出三心二意。

也许是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先生的见面增加了父亲和我的信心。

上个星期，4月22日，我们办签证之前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的会面，他的友好和热情再次使我体会到这个国家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尊重。

那时因为中国的疫情，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已经关闭，韩国使馆也不再接待私人来访。

金大使破例在使馆的会客厅同我和父亲见面，并赠送了他用中文写的新著《腾飞的龙》。

金大使风度儒雅，彬彬有礼，讲一口让人惊异的流利的自然的汉语，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从他的书中得知了他的实际年龄）。

我们交谈了大约40分钟，在这非常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时间不短的见面了。

我特别感受到了金大使的诚恳。

交谈中我得知他对中国由来以久的感情以及他在中韩建交中的非常角色。

这里不妨引用几段2001年10月金夏中先生就任驻华大使之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主要报道：吃早饭时，我问服务员能不能给我们准备一点面包、香肠什么的带到路上吃。

服务员告诉我，因为现在没有客人，所以厨房基本不进货了，面包、香肠都没有。

也好，倒也轻装了。

昨天对北京的感受使我的预防意识变得格外强烈，我想途中应尽量避免买东西，并决定在飞机上不吃饭。

一些朋友再三嘱咐，飞机空间小，特别便于飞沫的传播，一定要戴18层以上的口罩。

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嘱咐司机小田，把我们放下立刻返回石家庄，不要在北京停留，宁可饿着也不要在路边吃饭。

好了，现在是我们把小田送走。

然后我到机场大厅门口拿行李车。

行李车消毒很严格，每用完一次，机场服务员推回来都要再把扶手消一遍毒。

所以每辆车的扶手都是湿漉漉的，推起来手上感觉很不舒服。

大厅门口有检疫人员向旅客发放健康登记卡，并监督进入大厅者要通过安置在门楣上方的测温仪测量体温，体温合格方可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