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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不再读古代的作品,算是文人的运气,否则再写新书一定要被读者认为空虚之至了。
因为《传道书》派的主义是一个智慧之士所能归趋的唯一的结论,所以我们不惮烦地来讨论一心境(即抑郁不快)底各时代的说法。
在这种论辩内,我们必须把“心境”
跟心境的“纯智的表现”
分清。
一种心境是无从争辩的,它可能因某些幸运的事故或肉体的状况而变更,可不能因论辩而变更。
我自己常有“万事皆空”
的心境;但我摆脱这心境时,并非靠了什么哲学,而是靠了对于行动感到强烈的需要。
倘使你的儿女病了,你会不快乐,但决不感到一切皆空,你将觉得不间人生有无终极的价值,恢复孩子的健康总是一件当前的急务。
一位富翁,可能而且常常觉得一切皆空,但若遇到破产时,他便觉得下一餐的饭决不是虚空的了。
空虚之感是因为天然的需要太容易满足而产生的。
人这个动物,正和别的动物一样,宜于作相当的生存斗争,万一人类凭了大宗的财富,毫不费力地满足了他所有的欲望时,幸福的要素会跟着努力一块儿向他告别的。
一个人对于某些东西,欲望并不如何强烈,却很轻易的弄到了手:这种事实能使他觉得欲望之实现并不带来快乐。
如果这是一个赋有哲学气分的人,他就将断言人生在本质上是苦恼的,既然一切欲望都能实现的人仍然是抑郁不欢。
他却忘记了缺少你一部分想望的东西才是幸福底必不可少的条件。
以心境而论是如此。
但《传道书》派的人仍然有纯智的论据。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曾满,
太阳之下并无新事,
已经过去的事情无人纪念。
我恨我在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劳碌,
因为我将把得来的留给后人。
假若我们把这些论据用现代哲学的文体来复述一遍的话,大概是:人永远劳作,物永远动荡,可没有一件东西常在,虽然后来的新东西跟过去的并无分别。
一个人死了,他的后裔来收获他劳作底果实;江河流入大海,但江河的水并不能长留大海。
在无穷尽而无目标的循环里,人与物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并无进步,并无永久常存的成就。
江河倘有智慧,必将停在它们的所在。
苏罗门倘有智慧,一定不种果树来让他的儿子享用果实。
但在另一心境内,这些说话将显得完全两样了。
太阳之下无新事?那末,摩天楼,飞机,政治家的广播演说,将怎么讲?关于这些,苏罗门曾经知道些什么?倘他能从无线电里听到示巴女王在游历他的领地回去以后对臣民的训话,他不能在虚枉的果树和水塘中间感到安慰么?倘有一个剪报社,把新闻纸上关于他的殿堂的壮丽,宫廷的舒适,和他敌对的哲人底词穷理屈等等的记载剪下来寄给他,他还会说太阳之下无新事么?也许这不能完全医好他的悲观主义,但他将因之而用新的说法来表现他的悲观。
的确,克勒区氏的怨叹中,就有一项是说太阳之下新的事情太多了。
没有新的事情令人烦闷,有了新的事情同样令人烦闷:可知失望的真原因并不在此。
再拿《传道书》所举的事实来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来处来,仍向来处去。”
这等见解当作悲观主义的论据说来,是认为旅行不是一桩愉快的事。
人们暑天到疗养地去,临了仍向来处回去。
这却并不证明到疗养地去是枉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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