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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第4页）

自从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这会导致对眼前的事理的认识不清，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

总起来说，“明”

应该在“诚”

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

也就不会做得恰当；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

也会无法把握。

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细加辨析。

【详解】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

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炼的功夫。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

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

》。

曾国藩列二等。

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

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

。

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

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

。

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

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大不孝矣。”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

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

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

而愤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

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