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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月是异邦明 1（第2页）

之叹。

不信天道，有另想办法的，如苟子作《天论》，就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还有表示痛心的，如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里说“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撑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抵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

若（尔朱）兆者，蜂目材声，行穷枭猫，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

《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

虚，实，难证，但总是远水不解近渴，又语云，得病乱投医，于是，放弃天道也罢，半信半疑也罢，而幸福和安全是迫切的，所以不得不另想，或兼想别的办法，其性质是娘娘庙烧香不灵，只好转往太上老君庙，或呼天不应，只好降雨图实际，呼人。

这办法是许多人想出来的，但可以推孔孟为代表，因为信得最坚，喊得最响。

办法是什么呢？是求高高在上者能够行王道，或说施仁政，爱民如子；小民的所求是明确的，用孟子的话说是“养生丧死元憾。”

这仁政的办法是在实况制约之下想出来的。

实况是有权元限的高高在上者，而在上者，因为权元限，就可以英雄造时势，甚至一张口就举国震动。

以这种情况为背景，不只孔孟，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也会相信，“如果”

在上者乐于施仁政，小民就可以福从天上来，一切与幸福、安全有关的问题就都不成问题。

施仁政是老话，新说法是贤人政治，这就会引来两个新问题：一是如何能保证在上者必是贤人；二是贤人的所想（女口太平天国要求小民拜天父天兄，然后分住男馆女馆），万一与小民的所求相左，怎么办？前一个问题更大，只说前一个。

准情酌理，如果不贤，最好是换一个。

可是不要说做，有几个人敢这样想呢？剩下的唯一办法，也是孔孟一再用的，是规劝加利诱，如孔说“先之，劳之”

，孟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是规劝；孔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孟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是利诱。

可谓煞费苦心。

而结果呢？理论上有两种可能，采纳和不采纳；而实际则几乎可以说只有一种可能，是你说你的，他干他的。

事实正是这样，如孔孟奔波了半生，磨破了嘴皮，最后还是只能还乡，或授徒，或授徒兼著书。

今天我们看，孔孟的办法，本质是乞怜，形态是磕头，其失败是必然的。

这是孔孟的悲哀。

也是其所代表的小民的悲哀，寄希望于天道，无所得，转而寄希望于（大）人，同样是一场空。

但是又不能不活，而且难于放弃奢望，幸福，至少是安全。

于是只好再下降，或说变兼善天下为独善其身，具体说是寄希望于清官或好官，以求小范围之内，变欺压为公道，化不平为平。

歌颂好官，推想应该是从有官民之分的时候开始，因为官是既有权又紧压在头上的，通例必作威作福，损民肥己，忽而出个例外，从小民方面说，以为送来的是棍棒，却是面包加果酱，怎么能不喜出望外？怎么能不焚香礼拜？其实还不只小民，即如太史公司马迁，不是也在《史记》中辟地，为一些循吏立传吗？等而下之，古今多种笔记，也是对于这种例外的官的嘉言宣告行，元不津津乐道。

小民不能写，甚至不能读，但盼望有好官则更为迫切，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于是应运而生，就有了不少好官的传说。

其中最显赫的是宋朝的包拯，因为小民敬爱，尊称为包公。

其后还有个明朝的海瑞，也许因为晚几百年吧，却没有高抬为海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