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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禅的禅外说 1（第2页）

这是客气。

其实是，他谈了禅法的各个方面，或者说，兼及表里，兼及知行，而且妙在推古德之心，置学人之腹，一并以散文诗的笔法出之。

刊出之后，读者很快有反应，要点有二：一是好，二是深。

深，是因为：一、顾先生虽是在家人，讲禅却还是混在禅师的队伍里；二、行文似是为上智说，轻轻点染，要求读者闻一以知十。

关系大的是前者，混在禅师的队伍里说，随着马祖、赵州的脚步走，就难于俯就常识，化为浅易。

想浅易，一般读者能够悟入，需要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文章，顾先生希望我勉为其难。

我同意，可是心为物扰，一直拖到50年代初才动笔，写了一篇《传心与破执》，刊在1953年11月号的《现代佛学》上。

篇幅不很长，因而就难得全面而细致，也就难得讲清楚。

但我有个想法，禅是世间的一种现象，虽然表面，尤其在有些人的口中或笔下，迷离恍惚，其底里总当不是神秘的，因而也总当是能够讲清楚的。

这想法有时还成为愿望，只是因为身外风风雨雨，身内少心静的余裕，一拖又是30年过去。

语云，跛者不忘履，一旦风停雨霁，心有余裕，有人愿意印这类书，我不由得就想借新机还旧愿，决定知难而进，写。

说禅，明白表示在禅外，有人会想，这是谦逊，说自己是门外汉。

这样理解对不对？也对也不对。

对，因为：一、我没有入深山，住茅棚，深参狗子无佛性的“无”

的经验；二、读《坛经》、灯录之类，面对各式各样的机锋，所得大多是“不契”

，而不是“顿悟”

。

但这也没什么大妨害，因为，就是唐宋时代走入禅堂的人，受到棒喝，也是不契者很多而顿悟者很少。

这样，谦逊不谦逊也就关系不大；在禅外说，应该还有另外的或说积极的理由。

积极的理由之一是，在禅外说，可以享有怎样想就怎样说的自由。

在禅内，我的理解，是走入禅堂，踏着祖师、古德的足迹，求了所谓生死大事。

这样做，思想方面必须有个前提，是：相信生死事大，并且可以通过参禅、顿悟求得解脱。

换句话说，是自己先要成为信士弟子。

成为信士弟子有什么不好吗？人各有见，知行贵能合一，新的说法是信教自由，当然没有什么不好。

问题是，这里的要求不是走入禅堂坐蒲团深参，而是想弄清楚，坐蒲团深参，以及其他所言所行，尤其所得（如果有），究竟是怎么回事。

打个比方说，这是用放大镜，上下前后左右仔细端详某一对象，而不是自己径直往前走。

仔细端详，有看见桃腮杏眼的可能；但也有可能，看见的不是桃腮杏眼，而是某处有个伤疤，说不说？遇见这种情况，禅内禅外就有了大分别。

在禅内，根据戒律，妄（说假话）是大戒，有所见，有所思，当然可以说，应该说。

可是还有个不明载着的更为根本的戒，是不能不信佛所说。

显然，这就会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说形象一些，如已经走入禅堂，坐在蒲团之上，忽然发奇想：见性成佛，入涅槃妙境，不会是幻想吗？也许竟是幻想吧？心行两歧，很难办。

佛法无边，也只能以“不共住”

（即赶出禅堂）了之。

如果没有走入禅堂（在禅外），那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因为本来就没有共住。

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说禅，如果决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就只好站在禅堂之外。

积极的理由之二是，禅，作为文化史的一种现象，或一个分支，一种成分，想讲清楚，就必须在禅外，因为记史实，分析因果，评定是非，是只能在外的。

理由可以分作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