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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

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糙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糙。

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

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

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

只可惜不讲道理。

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

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

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

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

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

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

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

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

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

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

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

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朋友们知道我在海外留学多年，总要羡慕地说，你可算是把该看的书都看过了。

众所周知，我们这里可以引进好莱坞的文化垃圾，却不肯给文人方便，设家卖国外新书的文化书店。

如果看翻译的书，能把你看得连中国话都忘了。

要是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你就是老死在里面也借不到几本书。

总而言之，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书。

说来也惭愧，我在国外时，根本没读几本正经书，专拣不正经的书看。

当时我想，正经书回来也能看到，我先把回来看不到的看了吧。

我可没想到回来以后什么都看不到——要是知道，就在图书馆里多泡几年再回

来。

根据我的经验，人从不正经的书里也能得到教益。

我就从一本不正经的书里得到了一些教益。

这本书的题目叫做《我是〈花花公子〉的编辑》，里面尽是荒唐的故事，但有一则我以为相当正经。

这本书标明是纪实类的书，但我对它的真实性有一点怀疑。

这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有一天，洛杉矶一家大报登出一则学习班的广告：教授谦卑。

学费两千元，住宿在内，膳食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