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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1（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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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shg.tw）”

！

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中国经济再度进入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万马奔腾，尘埃四起，又忙又乱的景象让人喜忧参半。

喜则在于，经济呈现出强劲复苏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

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的钞票，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

到年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

各省的民间企业增长非常喜人，广东、贵州和湖南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3个省份，分别达到了55%、57%和89%。

忧则在于，投资的超速增长正在诱发一系列的相关效应。

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年底的年终稿中便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

。

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

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纷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可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吴敬琏回忆，“在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长达一年之久的时间中，各方面对宏观经济的这种态势的看法很不一致”

。

在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场论战再次燃起。

大部分报刊把这场争论说成是“热”

与“不热”

的争论，似乎当时只存在两派：主张“不热”

的改革派和主张“已经过热”

的保守派。

可是据吴敬琏的观察，实际情况要比报刊的说法复杂得多。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历来有一种为许多人接受的观念，即改革派必定主张GDP高速增长；相对于此的，主张保持经济稳定、哪怕“牺牲”

一点儿速度的人必定是保守派。

这一观点的背后则是一种流行的思考方式，就是把具体的经济判断及政策设计和某种政治观点“搅合”

在一起，用意识形态的立场证明自己经济观点“政治上正确”

。

于是，使得“改革”

和“保守”

的区分变得有很大的随意性。

其实在1992年的中国，一些貌似激进和支持经济增长的观点，却来自南方视察前的保守派人士，而一部分改革者在GDP增长的问题上却显得非常的“保守”

。

前者力图论证，1992年的“高速度”

正是过去三年整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