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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甸工艺试探（第2页）

但也有由于个人艺术成就特别突出，影响到较多方面较长时期生产，令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流派的。

例如明代苏州艺术家江千里，一生专以做金银嵌软螺甸小件器物著名，小只寸大杯子，三寸径小茶碟，大不过径尺插屏盒子。

并且特别欢喜作《西厢记》故事（有的人且说他一生只作《西厢记》故事），由于艺术精深，影响到明、清两代南方螺甸制作风格，大如床榻、桌案，小如砚匣、首饰箱、杯盘，形成“江千里式”

。

和张成、杨茂做的剔红漆器，杨埙做的描金倭漆，都同样产生极大影响。

除此以外，还有个时代因素，也影响到生产器物和艺术风格。

比如唐代铜镜背面和琵琶、阮咸背面，都有螺甸做成的，以后即少见。

清代到乾隆以后，玻璃镜子和其他小幅插屏画绣，都流行用广作螺甸框子，因此京苏也多仿效。

道光以后，卧室堂房家具流行红木嵌螺甸，因此广东、苏州产生大量成分螺甸家具。

从镶嵌工艺应用范围说来，我们还没有发现历史上另外尚有比螺甸工艺在应用上更广泛的。

我们若想知道这部门工艺美术品种较详悉，明代漆工艺专书《髹饰录·坤集》内中曾记载下许多不同名目，反映得相当具体。

明代权臣严嵩被抄家时，还留下个家产底册，名叫《天水冰山录》，也列举了好些螺甸家具材料。

若把这两个文献记载，结合故宫现有大量螺甸器，和其他大博物馆收藏实物，以及被帝国主义者豪夺巧盗流失海外实物图片加以综合，有关这部门工艺美术知识，显然即将丰富扎实许多。

螺甸工艺的起源和进展，与蚌器的应用分不开。

由应用工具进而为艺术装饰，又和玉石情形大体相同，都可说是“由来已久”

。

所以在镶嵌工艺中，名称虽不古，事实上出现却较早于其他镶嵌工艺。

因为蚌器的应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已成为某些地区某些部落当成利于刮削简便合用辅助工具的。

锯类的出现，有两个来源：在西北某些地区为细石片镶嵌于骨柄上做成，中原或南方某些地区，最早便是用蚌壳做成。

由于原料易得，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成为辅助生产工具。

由于光泽柔美，且容易处理，因此在青铜时代，有机会和玉石同样，转化为镶嵌装饰工艺原料，施用于建筑和其他器物方面。

这自然只是一种“想当然尔”

的说法，惟和事实相去必不太远。

试从出土古文物注意，我们即得知殷商时，由于青铜工艺的进展，雕文刻镂的工艺，也随同工具的改变而得到长足进展，代替了延长数千年的彩绘艺术，而作出许多新成就。

青铜器母范代表了当时刻镂工艺的尖端。

此外骨类的刻镂成就，也比较突出。

玉石用双线游丝碾的做法，也是划时代成就（且直到战国，技术上犹并未超过）。

为进一步追求艺术上的华美效果，利用各种不同原料的综合镶嵌艺术，因之应运而生，反映到工艺各部门，特别是几个主要部门，成为奴隶社会上层文化美学意识的集中反映。

较原始的情形，我们还无知。

我们能接触到的，还只是青铜文化成熟期，在青铜器上的镶嵌工艺。

主要加工材料是松绿石、美玉和骨蚌片。

可能还有些其他混合油漆矿物粉末彩料。

为什么恰好选这几种材料作镶嵌原料？试加分析，即可知这也并非偶然事情。

玉和骨蚌的性能，都是古代工人由于工具利用十分熟悉的材料，而松绿石却是青铜原料一部分。

这些材料有时综合使用，有时单独使用，全看需要而定。

比如玉戈、玉矛、玉斧钺、玉箭镞，多是主要部分挑选青白美玉，却用青铜作柄，柄部即常嵌松绿石颗粒拼成的花纹图案。

反映漫长石器时代已成过去，因而从石料中挑选出光泽莹润温美难得的玉类，加以精工琢磨，作为象征性兵器而出现。

这种兵器一部分在当时也有可能还具实用价值，正如《逸周书·克殷篇》所叙述，武王当时得反戈群众和西南八个兄弟民族共同努力打败了纣王，纣王在鹿台自杀后，武王还用玄钺、素钺亲自动手把这个大奴隶主的头砍下悬旗示众，表示天下归于姬周。

但一般只是象征尊贵与权威，制作美丽重于实用却十分显明。

还有一类，主要部分全用青铜，只器身和柄部花纹图案用松绿石镶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