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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第8页）

再过一会儿，那些零钱就不见了。

有一阵子我常到那里去看那些人：我喜欢这种情调；而且断定，那些呆坐着的人都是像凡高一样伟大的艺术家──这种孤独和寂寞让我嫉妒得要发狂。

我希望小舅也坐在这些人中间，因为他气质抑郁，这样坐着一定很好看，何况他正对着一洼阴郁的死水。

一到春天，水面就要长水华，好像个浓绿色的垃圾场。

湖水因此变得粘稠，不管多大的风吹来，都不会起波浪。

我觉得他坐在这里特别合适，不仅好看，而且可以拣点毛票。

但我忽略了他本人乐意不乐意。

我把小舅领出来，我们俩走在街上时，他让我走到前面，这不是个好意思。

就在这样走着时，我对他提起我家附近的艺术品黑市，卖各种假古董，字画，还有一些流浪艺术家在那里摆地摊。

圆明园派出所离我家甚近，领起他来也方便，但我没有把那个“领”

字说出来，怕他听了会不高兴。

他听了一声不吭，又走了一会儿，他忽然给我下了一个绊儿，让我摔在水泥地上，把膝盖和手肘全都摔破了；然后又假惺惺地来搀我，说道：贤甥，走路要小心啊。

从此之后，我就知道圆明园的黑市层次很低，我舅舅觉得把自己的画拿到那里卖辱没了身分。

我舅舅总是一声不吭，像眼镜蛇一样的阴险；但是我喜欢他，也许是因为我们俩像吧。

由小孩子去领犯事的人有不少好处，其中最大的一种是可以减少罗嗦。

警察看到听众是这样的年幼，说话的欲望就会减少很多。

开头时，我骑着山地车，管警察叫大叔，满嘴甜言蜜语，直到我舅舅出来；后来就穿着灯芯绒外套，坐在接待室里沉默不语，直到我舅舅出来；我到了这个年龄，想要说话的警察总算是等到了机会，但我沉默的态度叫他不知该说点什么；实在没办法，只好说说粮食要涨价，以及万安公墓出产的蛐蛐因为吃过死人肉，比较善斗。

当然，蛐蛐再善斗，也不如耗子。

警察说：斗耗子是犯法的，因为可以传染鼠疫。

既然斗耗子犯法，我就不言不语。

开头我舅舅出来时，拍拍我的头，给我一点钱做贿赂；后来我们俩都一言不发，各自东西──到那时，我已经不需要他的钱，也被他摔怕了。

这段时间前后有五六年，我长了三十公分，让他再也拍不到我的头──除非他踮起脚尖来。

本来我以为自己到了七八十岁还要拄着拐棍到派出所去领舅舅，但事情后来有了极好的转机──人家把他送进了习艺所。

那里的学制是三年，此后起码有三年不用我领了。

习艺所是给流浪艺术家们开设的。

在那里，他们可以学成工程师或者农艺师，这样少了一个祸害，多了一个有益的人，社会可以得到双重的效益。

我听说，在养猪场里，假如种猪太多，就阉掉一些，改作肉猪，这当然是个不伦不类的类比。

我还听说现在中国人里性比失衡，男多女少，有人呼吁用变性手术把一部份男人改作女人。

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类比。

艺术家太多的确是个麻烦，应该减少一些，但减少到我舅舅头上，肯定是个误会。

种猪多了，我们阉掉一些，但也要留些作种；男人多了，我们做掉一些，但总要留下一些。

假如通通做掉靠无性繁殖来延续种族，整个社会就会退化到真菌的程度。

对于艺术来说，我舅舅无疑是一个种。

把他做掉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