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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3页）

对三妹也是这样。

以后，整个形势一旦有了好转，我会主动去找她，也同时向她表示感谢的。

我真的感谢她。

少蓁与我感情彻底破裂的那些日子，三妹的确去主动给少蓁主动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劝她与我迅速离婚。

五七年以后，三妹就不到我家来了，她却跑到医院去劝少蓁，甚至晚上下班后就在医院门口等少蓁，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头。

不过，公允他说，三妹劝说的作用并不是主要影响。

关键，还是在于我到了一九六四年又被第二次戴上了右派帽子。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我从唐山的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又被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回到研究所，少秦是很高兴的。

我们过了近一年半的幸福和睦的生活，可我俩也有分歧。

少蓁不同意我再搞学术研究和写文章了，她建议我多搞一些翻译。

恰巧，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理论著作《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正找人翻译，我就接下来了。

不过，我在翻译此书时，也同时开始学术研究。

我又埋头动手整理以前的学术笔记，有《古希腊札记》、《罗马帝国文化与基督教》和《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的梗概。

一天晚上，少蓁到书房来给我送咖啡和点心，她见我正在翻阅《明史纪事本末》，核对笔记中的史实。

她脸色勃然一变，问我：“你不是在搞翻译吗？看这些书干嘛？”

我吱吱唔唔打马虎眼：“嗨，我翻译书……累了，换一换脑筋，随便翻翻……”

“你骗我！”

她生气地说：“只是随便浏览，你记笔记干嘛？”

“少蓁，你该体谅我。”

我心情痛苦地说：“我是研究历史学的，翻译只是我的副业。

我不能荒废我的主业啊，不能庸庸碌碌，无所事事呀……”

“你替我想过没有呢！

更重要的是，你替孩子们想过没有？你戴上右派帽子，他们就是右派子女！

他们要受到整个社会歧视！

我……跟你说，我现在只希望能安安静静过日子，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难道你连这点儿也不能给我吗？”

她冲出门。

我怔怔望着写字桌上那堆书稿，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整整在书房里坐了一夜。

唉，如今回想到当时的那一幕，仍然使我心如刀绞。

应该说，这时的少蓁已经比过去成熟多了。

她隐约感觉到了我前面的荆棘之路，担忧厄运会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

我承认，她的眼光比我敏锐得很多。

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我听了她的话，未发表那两篇文章，大概是不会第二次又戴上右派帽子的。

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命运会更好些吗？现在，我对以前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我更相信自己的命是被主所注定的了。

一九六三年，我犹豫再三，发表了两篇论文《王阳明哲学思想初探》和《论徐光启》。

这是我利用手头上的《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中的部分资料而写成的，我觉得这两文更带有纯粹学术研究的味道，与政治无关系，估计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没有想到，我的这两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立即遭到了重点批判，罪名不一而足，什么“胡适思想的鼓吹者”

、“宣扬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