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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5页）

你们研究所有宿舍吗？可以找到住的房间吗？”

“行。

明天，我就去和领导谈，争取早日搬出去。”

“最好在一星期内解决好这件事。”

她的眼皮下垂，看也不看我，“找到了房子以后，把你的那些书和稿子都带走吧。

我们就算断绝关系了，没有我同意，你不许再回家了。”

少蓁刚走出门，我就捂住脸，身体抽搐着，让滔滔不绝的泪水流淌下来。

我扑倒在沙发上，哭了一夜。

少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也许，她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希望我这个右派爸爸再来影响他们的前途吧。

也许，她也是希望用这种冷酷的作法，来震撼我一下子，使我有所顾忌，不再一意孤行地迷恋学术研究了吧？也许，她真的对我彻底失望了，觉得我真是个害人精，走到哪里害到哪里，她对我实在是恩断义绝，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了？我不知道。

我想，大概别人也不会知道的。

她就带着这些秘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一直拖延着不和我办离婚手续。

我曾几次写信催促她，她都置之不理。

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尔后，我离开了家庭，住在研究所给我的一间陋室里，又没完没了写交代材料。

我也趁此机会读了一些书，借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机会，又阅读了十九世纪一部分哲学家的著作。

过了两月，我又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是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附近。

在那儿，我无书可读，也无心去参加“四清”

运动，拜一位老农为师，将山区中的各种野花野草的名称记下来，画了一些图谱，又详细记下它们的药用功能。

一天，我弄到了一本周氏家族的族谱，竟也津津有味研究了十几天。

这时，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初露端倪了。

我在报纸上看到批判吴晗和翦伯赞的文章，又联想到自己的学术观点，估计我自已被进一步批判是势所必然了。

果然，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我们就回北京了，集中在部队营房里，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又写交代材料。

这期间，我又回家了一趟。

我先给少蓁写一封信，说是我的衣服已破旧，要回家再取一部分衣物，还想再拿几本书。

此外，我离家多半年，积攒了几百元钱，也得交给她。

我虽然与她协议离婚，可我仍然有赡养子女的义务。

等了数天，不见她回信，我就贸然回去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傍晚，先是圆圆开的门，她见了我，一脸惊慌，对厨房里的方方嚷道：“哥哥，怎么办呀？他罗水泊回来啦！”

方方正在煮面条，腰间系着围裙，满脸煞气指着我鼻子说：“你怎么还要回来？啊……啊！

我们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为什么还回来？”

我说：“我来取我的东西……”

他瞪眼说：“妈妈给你回信了，把粮票和油票都寄给了你！

你干嘛还是回来？你……告诉你，我们全家跟你彻底断绝关系了！”

正说着，少蓁回家了。

不过才多半年，她好像老了二十岁，头发干枯蓬乱，面容憔悴，满是皱纹。

不知怎的，落了两颗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