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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燕握着揉扁的纸巾：“我妈妈去世之后，我一直很惧怕精神病这三个字，哪怕去外面读书，一想起村里人的风言风语，就很排斥回家。

毕业工作后，我接触了一些和医疗相关的话题，但总是聚焦综合医院，鲜少提及专科医院。

“说来好笑，在做这篇特稿之前，我对精神病院的印象还停留在影视剧中的蓝白条纹的病号服，以及疯疯癫癫不知所云的病人，而当我真正走进它，才发现它不该，或是不能只是被作为艺术作品中或讽刺或戏谑的符号，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个病人，背后也都有一个抓心挠肺的家庭，而由于疾病的特殊性，家属和病人除了寄希望于相对科学的药物治疗，更想得到的是医生的人文关怀。”

于燕提起那个想要出院而产生暴力行为的病人：他是那年刚上大一的学生，被诊出重度抑郁后，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住院治疗，入院那天，她也正好进去，见他坐在窗边安安静静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就发怒伤了人。

她在文中的描述是：“保安和护工把粗实的绳索打成结，困住他的四肢和双肩，他被钉住、锁住，成为一个安全却悲伤的倒在床上的靶子。”

蒋攸宁听完，也记起这段细节：“你觉得这种约束并不合理。”

“是。

但我不是针对约束本身，而是这位病人遭到的对待，后面写得更具体，但被编辑劝删了。”

所以，和呈现在公众视野中不同的是，她电脑里的稿子还留有这样的文字：“在多重桎梏里，他丝毫动弹不得，怒火和攻击全部无济于事。

精力的过度消耗让他疲乏，渐渐地，他偃旗息鼓，倔强的脸上只留下隐忍。

他要求喝水，护士把水杯放在他够不到的床头。

他说背部很痒，护士走过来两趟却没有碰他。

他说要上厕所，护工拿了尿壶来给他脱裤子，被他死命拒绝……他们像是约好了为那个被他踹伤的同事出气，又像集体疏远这号造成威胁的危险人物，于是，直到下午，他依旧是那条被困住的搁浅的鱼。”

蒋攸宁察觉到了她的害怕，伸手握住她的拳头，然后抽出那团纸，触到她冰凉的手心。

她轻轻回握：“如果我不是亲历者，我可能会感慨一下约束措施的严肃性和必要性，但我在那儿，所以我知道他性情大变前经历了什么。”

蒋攸宁问：“他经历了什么？”

她答：“恐惧和羞辱。”

。

新病人入院要先在重管室观察。

白天医生和护士都在，到了晚上，病人比医护多，受监管的力度变小，重管室就会出现各种状况：有人在床上大喊杀人，有人边做仰卧起坐边唱歌，有的被控制住手，就拿脚在空中画圈……护士进来提醒，他们乖乖上床，一离开，便又故态复萌。

如此反复，别说是新病人，她一个健康的人也觉得误入了不正常的世界，吓得难以入眠。

第二天一早，护士开灯发药，那个男生也似乎一夜未睡，说要回家，护士拒绝，他又说要打电话，也被拒绝，他不吃药，护士心烦：“你爸妈把你送进来就说明他们不想管你，也管不了你，既然要让我们来管，你就必须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