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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德牲（第4页）

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一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25岁至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

（我们说：“学乖了。”

）中国有句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冷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和教育。

有的由于天生的智慧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惹了祸，吃了一次亏，学了一回乖。

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

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值得。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

是以存在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务或称为“管闲事”

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

当邵飘萍和林白水——我们的二位最有胆识之新闻记者——1926年被北洋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

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

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

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哄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

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

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

当此等权利无保障，我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换句话说，无可无不可本非高价值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忘八蛋之发展其甲壳。

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一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

我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

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

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

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

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

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逐渐沦陷于胡族。

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促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

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渐进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

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

历史所以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季世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

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

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

这桩案件发生于166至169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

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

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