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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4页）

汪精卫不仅居入了，还去为虎作伥，显然背离了中国文化的教导。

他有着中国文化的心灵，却无中国文化的头脑。

在跟我们今人的关系上，汪精卫又缺失了文明个体最宝贵的常识感。

他虽然伤春悲秋，感时伤世，但一如他的浪漫情感少用于饮食男女一样，他对生命个体缺乏实感。

他太纠结于宏大的山河和抽象的民生逻辑，他跟我们现代国民之间缺乏对话、沟通的&ldo;主体问性&rdo;。

由他带头搭建的一个汉奸政权因此给了占领区的国民双重的压迫，大大消解了中国人的抗争意志、人生信念。

自然，他也给了国民活着的虚幻感，从而对正义、是非、自由等等淡漠、弃置不论，使我国民难以获得人的自觉和存在的超越性。

在现代觉醒意义上，西方的文人哲士贡献自己的思考代不乏人，从胡塞尔、弗洛伊德、柏格森到罗素、维特根斯坦、荣格、葛兰西、弗洛姆、雅斯贝尔斯、爱因斯坦等人都有可圈点的成果。

比如我们至今缺少萨特式的存在感觉，后者在&ldo;占领下的巴黎&rdo;中感受并思考，&ldo;至于德国人，他们想的是怎么样用最好的方法把这块土地并入&lso;欧洲&rso;整体。

我们感到自己的命运从我们手里滑走：法国像人家放在窗台上的一盆花，天晴时拿出来，天黑了又搬回来，从不征求这盆花本身的意见。

&rdo;有人以为这是比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更有力的文献，因为它有着拷问人的坚硬质地：&ldo;如果我说我们对它既是不能忍受的、又与它相处得不错，你会理解我的意思吗？&rdo;萨特承认法国在二战中表现并不是伟大，国家和人民都在羞辱、厌恶、愤怒中忍受一切，但这种伤害沉沦需要疗救，需要理解，更需要人民走出战时的阴影，能够勇敢地回归人道主义，以完善个人和社会。

在某种意义上，萨特、雅斯贝尔斯等人对二战的反思既是其国民的需要，又是西方文明的自我救赎。

历史作家高阳先生的《粉墨春秋》一书，以如椽大笔再现了汪伪政权的始末。

多年前读时极为佩服作者的才学和识见，现在重读仍多有感触。

在人们重新认识汪精卫的今天，重读高阳先生的这部作品极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极有必要。

高阳先生有着极为正统的史观，但他绝不教条，他的文字绝不枯燥。

读高阳先生的作品，我们可以明白，自孔子以来的春秋笔法，自司马迁以来的历史审判，是如何使中国文化有着明确的道义、是非、善恶……在高阳笔下，汪伪政权自然是粉墨春秋，其中惊心动魄的，是汉奸们的末日感。

他们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鱼肉人民，大约只能以群魔乱舞、人神共愤等语描述感受，或需要萨特、弗洛姆那样的作家去审判。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部历史小说坐实了那些为汪伪政权功绩辩护者的虚妄。

虽然高阳先生对汪精卫的正面着墨不多，但对汪精卫的介绍很是周全细致，尤其值得今天赏玩其诗词的人们注意的是，其中对汪诗词的解读堪称目光如炬、洞幽察微，其中可知我国人的心智如何曲折精微。

这个老大的民族实在是太腐朽了，也太油滑或老奸巨滑了，用诗人穆旦的话说，&ldo;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

&rdo;汪精卫就是在烈士情结的一生中单调疲倦又油滑、腐朽下去，最终误入歧途。

汪精卫作了汉奸，这是他自找的，又何怨？他给占领区沦陷区的国民带来了秩序和双重的压迫，使国家人民蒙羞，并无可表之功，可恕之心。

高阳作品中感叹汪精卫是&ldo;尤物&rdo;，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尤物就去吊膀子，而放弃人世的明德至善。

在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中，突发奇想，查了一下汪精卫先生的命卦。

汪精卫是天泽履卦，他确实面临穿鞋、脚踏实地的问题，他的一生也确实穿错鞋了，跟他相比，他的夫人陈璧君过于刚强。

他以书生文人的柔弱履践政治刚位，卦辞说&ldo;履虎尾，不呸人&rdo;，那也只是指他早年参加革命的命运，至于&ldo;利贞&rdo;才能&ldo;履帝位而不疚&rdo;，他没有守住贞节。

爻辞中还有&ldo;眇而视，跛而履，履虎尾，喱人凶&rdo;的字样，可算他晚年的写照；&ldo;武人为于大君&rdo;，他也确实奉日本军阀为太君。

&ldo;央履，贞厉&rdo;，他确实沐猴而冠，穿了一双鬼怪之履，而有了身名俱灭的危险。

读千年前的《易经》，联系到汪精卫，不免让人唏嘘。

他自比神话中填海的精卫，他想到过自己真实的命运吗？在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我写上这一插曲，自然是不足道的，但因为汪精卫的命运跟历史、政治、文化和时代相连，我愿意把它放在这里以供读者参阅，并向读者汇报我个人的心得。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