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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孝文迁洛（第7页）

云云。

此与十九年六月之诏，当即一事，叙于二十年改字之后，盖《传》之误。

《丕传》所谓高祖发平城，大子留于旧京者，当即此时。

高祖若至代都，称兵要胁之事，其势必不可免，代都为旧人聚集之地，势必难于收拾，故高祖拒而不往；又虑群情之滋忿也，乃使恂北行以慰抚之；自谓措置得宜矣，然魏以大子监国，由来旧矣；禅代，献文又特创其例矣。

泰等是时，盖犹未欲显叛高祖，特欲挟大子据旧都，胁高祖授以监国之任？（禅代盖尚非其意计所及。

）高祖本使恂往，意在消弭衅端，不意恂亦为叛党所惑，还洛之后，犹欲轻骑奔代也。

然此必非恂所能为，洛京中人，必又有与叛党通声气者矣，亦可见其牵连之广也。

恂既废，叛党与高祖调停之望遂绝，乃又谋推阳平，亦所谓相激使然者邪？穆泰者，崇之玄孙。

以功臣子孙尚章武长公主。

文明大后欲废高祖，泰切谏，乃止。

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

陆叡，俟之孙。

沈雅好学，折节下士。

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

又数征柔然有功。

实肺胕之亲，心膂之任，乔木世臣，民之望也，而皆躬为叛首。

《于烈传》言：代乡旧族，同恶者多，惟烈一宗，无所染预而已。

当时情势，亦危矣哉？

公元490年，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其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493年）。

龙门石窟始即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齐书·王融传》：永明中，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

何则？匈奴以毡骑为帷床，驰射为糇粮。

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

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躃，困而不能前已。

及夫春水草生，阻散马之适；秋风木落，绝驱禽之欢；息沸唇于桑墟，别踶乳于冀俗；听韶雅如聋聩，临方丈若爰居；冯、李之徒，固得志矣，虏之凶族，其如病何？于是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

其于魏末丧乱，若烛照之矣。

《魏书·孙绍传》：绍于正光后表言：“往者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

故臣昔于大和，极陈得失；延昌、正光，奏疏频上。”

今其所陈不可悉考，然谓武质而安，文华而乱，固已曲尽事情。

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固不免有此祸。

然遂终自安于夷狄可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一人如是，一族亦然。

鸟飞准绳，岂计一时之曲直？是则以一时言，南迁于虏若为害，以永久言，于虏实为利也。

孝文亦人杰矣哉！

《昭成子孙传》云：高祖迁洛，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

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

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

昭成玄孙晖，乃请间言：“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

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