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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第3页）

又迎立章帝的曾孙桓帝。

桓帝立十三年后，才和宦者单超等五人合谋把梁冀诛戮，自此宦官又得势了。

因宦官的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

宦官和阉人，本来是两件事。

“宦”

字的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来则变为在贵人家中专事伺候人的意思。

皇室的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事服侍他的人，此即所谓“宦官”

（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曾施恩于宦皇帝的人，此即是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

中伺候他的人）。

本不专用阉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

但到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今，即其好例）；又有生来天阉的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

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渐渐提高，而可以用为宦官了。

后汉邓太后临朝后，宫中有好几种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阉人，宦官遂成为阉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词。

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种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

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

这一则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

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

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

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

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

京城里的太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

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

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

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

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

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

太后临朝。

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

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

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

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

而又一味聚敛奢侈。

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它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伤后汉的元气的是羌乱。

中国和外夷，其间本来总有边塞隔绝着的。

论民族主义的真谛，先进民族本来有诱掖后进民族的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

但是同化须行之以渐。

在同化的进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的。

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欲强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

这是五胡乱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汉时的羌乱，业已导其先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