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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7章 学术冲突（第2页）

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

为本。

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

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所取代。

而魏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前隋这一段时期，佛教思想开始兴盛了起来，甚至有超过玄学地势头，在士大夫们地思想修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到了大唐的时代，随着李家对道教地扶持以及到佛教的打压，还有这些年来对于宗教方面的严格控制，使得佛教对于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力越见衰弱。

而也就是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到目前为止，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朝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整合和逐步统一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

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洋洋散散向李治述说了我这些年来对于儒学客观的见解和结论之后，我作了总结性发言：“为师也知道，孔老大人，令狐大人等诸位儒师对小弟改讦之处，就是在于为师的《天演论》的学术基础是以老子之学说以引，认为天地不仁，万物以为刍狗，而与汉代儒师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之儒学发展的基础相违背。”

儒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

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

人与天是相合的。

这种“天人合一”

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但同时也局限了社会的发展，因为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提出了神学化的人性论。

他认为人受命于天，人性是从天得来的，他的人性论的政治目的是企图把封建阶级和等级制度看做都是出于天意或天道的，从受之天命的人性中，便决定了谁该做统治者，谁该做被统治者；谁应该高一等，谁应该低一等；谁应该受教育，谁不应该受教育。

他认为这种天命、人性决定的封建秩序是不能改变的。

而我的《天演论》的学术基础却是以生物的本性为基础，提出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这个赤裸裸的，让人不寒而栗的残酷现实。

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能适应环境或社会，就只能被环境或社会所淘汰。

而大唐如今的科举制度的改良，大唐皇家军事学院的建立和文化知识学习的成就，大唐曲江书院的建立，大唐渭南希望义学的建立，也何尝不是一种对于董仲舒那种政治思想的侵蚀？还不就是本公子一次次地在触碰和撕咬着这根底线？现如今所要做的，就是看何时能让它完全地绷断。

“小治啊，为师就在你跟前，说句本不该说的话，前朝之所以灭亡于隋炀帝之手，就是因为遵循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这个生存法则，而这位隋炀帝，恰好就是以为这个生存法则对他无用，又或者是他忽视了这个法则，以至被我大唐所替。

这证明了什么？……古往今来，朝代的更替，实际，就是因为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已经把弱肉强食视作是天经地义，但是有一点要记住，强弱是可以逆转的，所以时刻要有危机意识。”

我说到了这儿，长出了一口气，这几句话，我可是不敢写入《天演论》里边的，毕竟李叔叔再英明也是一位独裁者，我都是以前几个朝代的更替为例子，而且很多东西都只是客观地进行点评，从而烘托出我这本《天演论》所包含的政治思想。

李治看着我，愣愣地半晌不说一句话，最方后自长叹了一字：“俊哥儿此言字字珠矶，却又像是震耳之雷，小弟我真是，唉，实在是找不着能有什么词合适来夸您了。

俊哥儿我告诉你吧，就在你这本书送到了我父皇手里边的第二天，我父皇就将新任国子监祭酒令狐大人叫进了宫里边，知道为啥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快快说来，让为师知晓一二。”

我很感兴趣，毕竟我想知道李叔叔对于此事件发生之后的所有应对手段。

李治脸上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因为令狐大人在国子监国对于师尊您的学说有颇多怨言，父皇就让他进了宫，并且告诉他，既为国子监祭酒，就不该在真理还未辩明之前，擅加评说，况且，此乃学术之争，朝庭而不应该站在哪一方，而应保持中立……”

李治很是委婉地把他爹的话给转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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