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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第3页）

“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

70多年过去了，用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来观照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叫作“古今中外法”

。

他讲的是怎样研究党史，实质上讲的就是怎样做学问的问题。

他解释说，古就是过去，今就是今天，中就是中国，外就是外国，而且他说相对于延安来讲，其他地方就是外，相对于你自己来讲，其他人就是外。

也就是说，不管你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你研究的是中国还是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是有立场的。

我们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把立场叫作“屁股决定脑袋”

，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屁股要坐在中国身上”

。

在“5·17讲话”

中习近平又一次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他说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有立场的，号召大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为人民做学问。

所以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做学问是为人民做学问。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概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真正的破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各方面得以深化。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使各方面得以拓展。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为什么说邓小平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呢？这里有三个理由：一是邓小平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也有个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工作中确定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思路，到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具体化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92年成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转折的标志。

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首次完整系统的表达，从思想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

这个理论突破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定下了理论基调，为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的理论突破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正式形成。

二是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无论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现代经济学理论，都认为是两个水火不容的东西，在它们看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不可能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没有先例可循。

确立这样的理论基调必须找到确切的根据。

邓小平找到了根据，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的基本国情。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