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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我说，我还没看过。

我说，都说中国文化对人内心的关注能力一直不强，但我觉得，即便中国有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高手，估计也写不了中国人的内心，因为这种变化之快对于内心来说太过跳跃，太过转瞬即逝，太过无头绪，有的只是彼时彼地的实用主义依据——“有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道路是曲折的”

。

即使哪天中国的陀斯妥耶夫斯把它们写清楚了，他放眼过去会不会发现自己笔下的人物都跳跃得像错乱、分裂的角色，都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家伙？

陈方明笑了一声，他重复了我一句：呵，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了？　我说，但是，事实上我们从不需要看心理医生，这不仅因为我们能忍，更因为生活中的我们远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一个个超正常地活着，超执著地开始新的争逐、忍受、挺住，就像一个失恋的人迅速转入下一场恋爱，中间没有过渡，这叫“来不及难过”

，一分钟都不肯拉下；这也像陈处长你刚才所说，其实什么都变了，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所以说别怪我们的作家不善写心理，而是中国人可能从来就来不及有丰富的心理层次，要不这日子就更没法过了，所以中国人也就从来谈不上需要有明晰的心理依据，或者说，精神性的依据太过无影，所以人们就趋向实用，就像心里无底的时候，手里总想攥着点什么硬的东西——比如“物质”

，它能唤起集体焦虑以此压倒茫然，当然，它也带来了新的虚弱。

他显然没想到，在这么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居然有我这么个人进来和他谈人生。

他对着我有些发愣。

他有没有觉得荒诞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自己好久没这样滔滔不绝了。

我听见自己在对他说：陈处长，不知对不对，我把这种“新的虚弱”

，分为这样几类，一是　“被甩心理”

，即，今天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或随时可能被这个时代甩了；二是“被虐心理”

，即，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对公平高度敏感，都或多或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三、怜悯和同情变得像金子一样稀缺，人人神色漠然，但心里对它们还是有需要的，这也很正常，因为人越缺什么的时候往往就越需要什么。

我对陈方明说，　人觉得顾不过来自己的时候，就不会太去顾别的事；人对自己没把握的时候，最疼的就是自己；人觉得自己可能被虐了，就随时提防别人，并狠狠地踢回去。

我有一个在四川研究餐饮的同学告诉我，社会乱哄哄的时候，人的嘴巴就越馋，美食就大行其道，这是因为人觉得只有对自己好一点了，所以，你看饭店爆棚，报纸上的美食版受尽捧读。

　而我的感觉是，价值观乱哄哄的时候，人就不想说什么，文化产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年轻一点的就想逗乐自己，因为正经八百地说什么都没用，还显傻，还不如搞怪，让自己乐一乐，比如现在网上出了“后舍男生”

、芙蓉姐姐、“馒头血案”

……很疯的，陈处长，你有没有看过？

陈方明摇摇头说没有。

他笑着说，你还看了不少书哪，和你谈天蛮有趣的。

他说，我常读历史，虽然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悲观，但我认为人人都在说终极标准逸失的时候，没准正是它即将确立的时候了。

我说，陈处长，问题还是刚才的那个问题，这年头资源稀缺、位子稀缺，即使是挤公交车，人都怕自己上不了，拼命挤，哪怕踩了别人的肩膀，因为上面只有20个位子，下一班车还不知什么时候来，所以，挤车的人早已不再相信别人的许诺，也不再轻易相信自己的感觉了，你所说的终极性精神价值标准，如果说哪天会悄然确立，那么它让人安然的依据是什么？至少从我每天进出的这幢楼里，从一张张脸上，我看不出来这个依据，如果我是领导，我实在想象不出来除了用打压、玩亲疏游戏、奖金诱惑之外，还可以用什么打动大家，比如让大家大笑一场，或大哭一场。

说真的，陈处长，你别看这楼里一张张脸高深莫测，说不定，紧绷的后面，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契机来一场大哭，这样心里或许会好受一些。

需要大哭一场？他朗声笑了起来。

我看他笑过后有些语塞，我就说，最近，报上说某个著名导演拍了一部片子，说要研究人在“自由、爱情、金钱”

之间的选择，他正经八百的样子让人觉得他迂腐，你想，谁不想有选择的自由，但如今你在马路边随便拉一个人过来问，他都会反问你：“人真可以随便选吗？别臭美了，我们的选择什么时候是自由的？！”

看着陈方明在点头，我说，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一定看这一刻需要什么而把选择分成一段一段，对于每一段，他都可以说出其背后隐忍的理由、无奈和痛感，比如，保不准这个阶段选“金钱”

才会有下一个阶段的“爱情”

，保不准有了“金钱”

才能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