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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24夜话（第3页）

黎慕军解释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或礼仪，不是宗教。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答案是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欲望。

人们极其关心与现实紧密关联的哲学或伦理学，而不是宗教的。

国人在哲学或伦理学里已经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

他们也在哲学或伦理学里表达了、欣赏了对超乎现世的追求，而按照哲学或伦理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对超乎现世的追求。

“按照中国哲学或伦理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仅在于积极的知识，而且更在于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尘世而非虚幻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新型价值。

在中国哲学或伦理学中，已经认定它达到了宗教所能到达的高点。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就表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

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

“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的。

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

“此外，中国的儒、道两学在开创时就到达了顶点，孔孟和老庄的高度至今无人突破，而那时候的表达方式是十分的言简意赅，这倒不是他们有意故作玄虚，而是当时的字是刻在竹简或甲骨上的，少一个字是一个，养成了惜字如金的习惯。

它们明晰不足而变得暗示有余，正因此，后人对此多有歧义，反而认为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更是建立一个庞大理论体系的一条捷径。

但是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厚古薄今的做法就几乎封杀了儒、道的发展，更可悲的是中国社会对内部‘另类’或‘异类’本能的排斥，限制了思想的活跃。

不过，这倒为佛教的发展让开了空间。

“我以为，世上所有的学说，教派，理论等都不可能是包揽一切的，是唯一完全正确的。

只不过有的适合这一部分人群，有的适合另一部分人群的。

有的这一部分对，有的那这一部分对。

有的此时对，有的彼时对。

既没有包罗万象的唯一的本原，也没有所谓的宇宙终结原理。

“在中国历史上，学说思想空前繁荣的时期是在战国后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

诸子百家归纳起来其实最重要的是三家：儒家、道家和法家。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谈百家，主要是这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

“他们的理论都不同，可他们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都向当时各国的诸侯推荐自己的学说，希望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一点，他们不像西方的思想家，而更像推销商品的商人。

“而诸侯们之间的连年不断的纷争和战争，也必将最终走向统一。

此时，谁的头脑清醒，动作最快，效率最高，谁的国力增加最快，谁就将最终赢得这场战争。

“这样一来，有人来兜售理论学说，有人需要理论学说。

这就有了市场，就能促使理论学说的发展。

不过，这也就确定了在中国，哲学和权力两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

这是中国和外国不同的地方。

“权力本来是无形的，人类社会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权力这种无形的，但却又无所不能的力量。

在最初，只怕是纯体力的力量型的角逐。

到后来，逐渐加上了运气、智能、计谋和策略。

再后来，不再依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开始利用群体的力量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规则和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