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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2章 蓝色工装（第3页）

建议排查同期使用该设备的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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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盯着这条信息，眉头慢慢皱起。

长岭机械厂确实用过这种锅炉，但全省范围内共有十三家企业曾安装同款设备。

若赵志国的行为激发了模仿或连锁反应，是否意味着类似隐患仍在其他地方潜伏？

他立刻拨通王帅电话：“马上协调档案馆，调取这十三家企业的关闭时间、职工安置情况及后续信访记录。

重点标注近三年内发生过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单位。”

“你怀疑……还会有人动手？”

“我不希望发生。”

陆川语气沉重，“但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具尸体出现才行动。”

接下来一周，刑侦支队联合信访、人社、工会等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对相关企业展开风险评估。

结果令人震惊：其中七家企业存在严重历史欠薪问题，五家未完成职工医保补缴，三家改制过程中资产处置不清，涉访人员累计超过四百人。

更有甚者，某纺织厂一名退休电工因长期申诉无果，曾在社交平台发布“我要让他们记住这一天”

的言论，并附有一张自制燃烧装置草图。

陆川带队突击检查，当场查获藏于地下室的汽油桶与电子计时器组件。

嫌疑人归案后坦言：“我只是想吓唬人，让他们坐下来谈。

可没人愿意听我说话，好像我死了也没关系。”

案件告一段落，但陆川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一个月后，市政府出台《关于妥善处理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全面清查关停企业职工权益落实情况，设立专项补偿基金，并建立“红色预警”

机制，对高风险个体实施心理干预与法律援助。

陆川受邀参加政策研讨会。

会上，他提出建立“社会创伤档案库”

的构想??将类似案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系统归档，作为预防极端事件的数据支撑。

有人质疑这是越界，他认为不然。

“警察不只是破案的机器。”

他说，“我们站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听见的是普通人忍到最后一刻的呐喊。

如果我们不说，谁还会听见？”

会议结束当晚，陆川回到家中，妻子递给他一封信。

信是从长岭机械厂旧址寄来的，没有署名，只有一页手写纸：

>“陆警官：

>

>我是赵志国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