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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逻辑（第1页）

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

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证实的，它只能暗示而已。

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

里头早已指出人类智识的主观性：即使吾与若辨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甚。

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了耶？

照这样的推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

它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

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庄子曰：“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道即谓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

中国人虽非明觉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而本质上是与之合一的。

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展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

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法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高本汉（b。

kalgrea）不久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笔；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

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五千字以权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

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佚事、狐仙、红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坛，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

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它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

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日知录”

（十七世纪初期），其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只有留待后代的证明的。

日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又如要决定历史事迹上的一点，会需要数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书那样渊博的学问，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即说是正确的，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未有人能举出反对的论据，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感性之对峙，在中国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