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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3页）

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ldo;文革&rdo;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

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

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

父亲根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ldo;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

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rdo;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

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东海大学）

记得我刚刚收到这封甘肃来信时曾反复想过，写信的这个人，究竟是我们记忆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能言善辩、怪招迭出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还是那个长得极像我们学院工宣队头头的瘦个子青年，或是另一个我当时没有注意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样一封信来，但他写了，而且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这是他的勇敢，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他的来信，以及爸爸对他的原谅，却是对灾难岁月的另一番承受。

当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现在要重新唤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无异于一场心理苦役，分量与以前的承受一样重，就像把一副重担原路挑回。

这是渗透到家门里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边的事，其间的隐痛难以描述。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承受，我对于震动海内外华文读书界的&ldo;石一歌&rdo;事件也没有起诉。

&ldo;石一歌&rdo;事件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鲁迅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

文章在无限上纲的声调中，不小心也泄漏了一点实情，例如，那个教材编写组确实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过，而且，在我离开很久之后才有其中个别人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

读遍全文，没有提到署名&ldo;石一歌&rdo;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哪个字，出于我的手笔，但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

文章还故弄玄虚地说，有关证据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

我托香港朋友查证，没有;再问《明报月刊》编辑部，还是没有。

显然，这是欺侮大陆读者读不到《明报月刊》。

这个骗局本来很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态度，还是没有起诉。

已经决定不起诉的事情，对方再闹，我也不会改变主意。

从北京余某和上海《文学报》挑起&ldo;石一歌&rdo;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年，我知道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见缝插针、巨细无遗地排查我在&ldo;文革&rdo;期间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据说把十年间的每一个月都排了个遍，更没有放过北大胡传的所谓多少篇文章。

凭良心说，全中国知识界有几个人经得起这样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结果如何，他们自己心里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