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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最初，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并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士兵的表率。

我还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ldo;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rdo;

学员：&ldo;死更难受。

&rdo;

教员：&ldo;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

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

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rdo;

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

身体锻炼得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两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

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

在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

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

参加起义

武汉风声紧张了。

当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收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唐生智总部时，使我们异常愤慨。

由清一色的党、团员组成的教导队，更受到敌人的嫉视，他们想缴我们的械。

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进发。

为了在途中减少目标，将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等。

我所在的一个中队，以后便成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

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担任警卫任务期间，我经常见到恩来同志出出进进。

他对我们警卫队的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甚至到天明。

七月末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看到负责同志们忙碌非凡，经常是夜已很深，还在开会，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

果然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接到&ldo;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rdo;的命令。

天黑后，大家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窃窃私语：&ldo;要打仗了吧！

跟谁打？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rdo;正在这时，恩来同志从我们旁边走过，他停了下来，对我们说：&ldo;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

&rdo;大家齐声回答：&ldo;不怕！

&rdo;恩来同志接着又说：&ldo;好！

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

&rdo;时间已是半夜，但我们谁也不想入睡。

突然集合的哨音响了，班、排长到中队长处受领任务，才知道我们是要去策应一个部队的起义。

远处传来了稀疏的步枪声，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