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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当载着昂纳克的苏联‐‐不，俄罗斯飞机在柏林机场降落的那一刻，许多德国人会联想到昂纳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机场。

那个时候，守候在飞机外头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国元首、文武百官，仪仗队和地上猩红醒目的地毯。

那只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纳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终于得到了西德的默认，以元首之礼接待他，当然也就等于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权的&ot;法统&ot;。

五年之后，他的国家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再度下机，机场上没有一个等待握手的政客。

车队直接驶往监狱，车程11分钟。

牢狱中有他的老伙计：前国防部长卡斯勒、前公安部长米尔克、前行政院长……

德国电视记者说，波恩政客一直大声嚷嚷着将昂纳克缉回，绳之以法;现在他终于来了，波恩政坛却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大家心里明白。

沉默是因为尴尬。

西德向来就清楚昂纳克政权暴虐的一面：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捕、下狱。

另外有78000人被控&ot;危害国家安全&ot;而坐牢，也就是说，28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ot;危害国家安全&ot;而成为囚犯。

明明知道昂纳克是一个暴政的代表，却争先恐后的和他握手，要他签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ot;务实政策&ot;所能掩盖的了。

当年的猩红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这个对比所传达的讽刺意味，实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

所以尴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许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面对昂纳克这样的&ot;犯人&ot;，要评断他的人不仅只是考虑问题的司法层面，还有政治层面，还有历史诠释的角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

在种种考虑之中，司法层面可能还是最简单的一项。

而实际上，对昂纳克的处理，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从这简单，也因此最简化的层面出发。

通缉昂纳克的罪名，不是他过往的任何政治作为，不是腐败、无能、经济破产、人权侵犯……而是非常具体的&ot;杀人罪&ot;：德国法务部试图使昂纳克对死在围墙脚下的人负责。

德国刑法第二一二条：&ot;不蓄意谋杀之杀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终身监禁。

&ot;

如果司法机构以这个&ot;技术&ot;成功地将昂纳克治了罪，会有许多人觉得不安：昂纳克令&ot;越墙者得射杀&ot;时，他是在那个制度中合&ot;法&ot;产生的领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国法;谁有理由不尊重他的&ot;国法&ot;?有人反驳：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国法，然而这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种道德取向，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道德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法律才是。

所以仅只以法律问题来看待昂纳克，都莫衷一是，更何况，昂纳克所揭开的，还有种种更复杂的难题：

首先，谁有权利审判昂纳克?真正干净的人才能丢那第一块石头：西德政客的容忍和东德大多数人的默许，事实上，都使他们成为昂纳克的种种程度不同的&ot;共犯&ot;。

&ot;共犯&ot;哪里有资格审判&ot;主犯&ot;?

再说，如果昂纳克躲在&ot;理想主义&ot;的大旗后面呢?如果对着世界握起拳头敬礼的昂纳克说，他至死相信共产主义，他一切的作为，包括&ot;保卫边境&ot;，都是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造福他所热爱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于理想，如果他这么说，谁来评断这个&ot;理想&ot;的真与假、是与非、上升与堕落?又有什么依据能使人公正地评断这个&ot;理想&ot;?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国社民党和工党的创始人贝柏被控&ot;叛乱&ot;，他在法庭上为他的&ot;理想&ot;侃侃而谈：&ot;…我自少年时代就为工人解放这个目标而奋斗，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奋斗到底。

&ot;他被解往监狱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对他脱帽致敬。

如果昂纳克在柏林法庭上为他的&ot;理想&ot;‐‐尽管那已是一个灰飞烟灭的理想‐‐侃侃而谈，我们究竟是该对他脱帽敬礼呢，还是给他脚镣手铐?